第四集

从寮国到美国

——张璇儿・父亲的善种子开启慈济路

在《美国大爱百宝箱》节目中，慈济美国总会志工张璇儿（左）与主持人陈瑞苓（右）对谈，分享她从寮国到美国的慈济人生。摄影／钱美臻

主持人：陈瑞苓（明宜）

2013年走入慈济，曾因怯场而不敢上台，如今已是美国总会大小活动中的王牌主持人。当她站在舞台上，就像与慈济家人对话般自在温暖，把紧张转化为沟通的力量。她在慈济美国Podcast节目转型为《美国大爱百宝箱》加入主持团队，将这份把人与人拉近的能量延伸至声音与影像，以真诚对话触动人心。

来宾：张璇儿（慈施）

出生于寮国的传统大家庭，深受乐善好施的父亲影响，自幼乐于助人。十二岁独自赴台求学，十年后移民美国凤凰城任教。父亲骤逝让她陷入低谷，因缘际会走入慈济，常以“舍我其谁”自勉，把慈济视为真正的大家庭。在《美国大爱百宝箱》节目中，张璇儿与主持人陈瑞苓分享她的慈济人生。以下为访谈内容节录。

编辑：黎艳娟

08.23.2025

寮国童年家风严谨

回顾我的人生，每一个转折，对我来说都是美好的安排。很少人知道，我出生在寮国。父亲因战乱离开中国，最初到越南经商，因家族在当地有企业，后来又被派往寮国开拓事业，我便在那里出生。

父亲天生就有生意头脑，我们家九个兄弟姊妹中，我的大姐最像他，聪明能干，善于经商。而我却不同，父亲常对我说：“你专心念书就好。”我在家中排行靠前，下面还有六个弟妹，除了自己的学业，我每天还要带着他们一起上课，放学后帮忙温习功课。

我们家教严谨，生活规矩传统，我的童年大多在课本与家庭中度过。父亲除了经商，还热心助人，在当地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创立了一个“善堂”——这在东南亚十分普遍，类似慈济的小型公益组织，用来帮助有需要的人。他同时也是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委派的海外侨领，每年都会回台湾，报告侨社与华侨教育的状况。

母亲则是一位非常传统的家庭主妇，把生儿育女视为天职，从不抱怨、不说人闲话，守口如瓶。她的品格深深影响了我。母亲也带我从小亲近佛菩萨，每逢初一、十五，她都带我到“善堂”拜拜、吃素，这些习惯在我心中，种下了对佛菩萨的敬仰与信仰。

十二岁赴台苦学路

我在寮国就读的“华侨公学”是一所专为华侨子弟设立的学校，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毕业，共九年。父亲是学校董事，那时许多毕业生都会到台湾“深造”。十二岁那年，我也想去台湾读书，那是1972年，但父亲觉得我太小，不同意。最后在母亲的力劝下，他才答应我去读三年，高中毕业就回来。

1973年，我考上台北市北一女中，才知道这是一所非常难考的学校。入学后却迎来巨大的挑战——中文基础薄弱，连中文课都听不懂。老师又带着浓浓的浙江口音，再加上艰涩的文言文，让我学习更加吃力。第一年几乎天天以泪洗面，课后挑灯夜战读到凌晨一、两点，清晨六点又得起床，虽然辛苦，但我咬牙熬了过来。那段日子虽然艰难，但也磨练了我面对困境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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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三年后要回家当老师，却因1975年寮国政局剧变而完全改变。先是越南沦陷，接着是高棉，再来就是寮国。我与家人彻底断了音讯，生活费和学费的来源也随之中断。那段时间，我心里充满焦虑与不安。

幸运的是，中华民国政府特别照顾来自寮国、越南和高棉的侨生，不仅免除学费与杂费，还每月补助三百元台币生活费，且无需归还。虽然金额有限，却让我能够继续完成学业。我一直心怀感恩，正是因为这分帮助，才让我撑过困境、顺利走下去。

教育生涯师生情谊

既然回不去，我便下定决心报考国立师范大学国文系——既能免学费，又能保证毕业后有教职。困境逼着我成长，也让我开始体会人生的安排未必如愿，但总有新的方向。

师大毕业后，侨生若想分发到台北市任教，必须在系上成绩第一。我如愿达成，被分发到兰雅国中教二年级。校长认为我虽年轻却很沉稳，便把最具挑战性的年级交给我。

我对学生用心，他们也真心回馈。除了批改周记，我更会倾听他们的心声与烦恼。多年后，仍有不少学生与我保持联系，亦师亦友，情谊延续至今。

播善育才展新愿

父母因政局变动，被寮国新政府列为黑名单，迫不得已逃往泰国。母亲的娘家在当地，她是华侨第二代，因此全家得以暂时安身。但父亲极为重视教育，认为泰国的教育资源有限，无法为孩子们提供长远发展。后来他下定决心，申请移民美国。

当时我继续留在台湾任教，而母亲因思念心切，不断催促我早日回到家人身边。自 1973年离家算起，直到1983年，整整十年后，我终于踏上美国的土地，与家人重逢，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Phoenix, Arizona）落脚，并于中文学校任教，一教就是十六年。这段教学生涯，不仅延续了我的教育初心，也让我在异乡找到了归属与安定。

丧父低谷遇见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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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渐渐走上正轨之际，父亲却因脑溢血猝然离世，从发病到辞世，不过短短七十二小时，让我痛不欲生。他是我一生的英雄，我一直敬仰他，他的突然离去，让我无法接受，长达一年陷入低谷，甚至出现忧郁，觉得人生没有意义。那段时间，我几乎忽略了孩子。

1995年的一场妇女聚会上，我第一次遇见慈济人。林美月师姊走到我身边，关心地问：“听说你很会说话，也很开朗，今天怎么一句话都不说？”我坦言父亲去年往生，至今心情仍未平复。她便递给我几本慈济月刊与录音带，叮嘱道：“你是老师，拿回去看看吧。”虽然当时没有心情阅读，但这份关怀却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陪伴承担找到方向

美月师姊真的是用生命在做慈济，过去我对这句话还没有太深刻的体会，如今回想起来，才明白她确实如此。她常常打电话邀我陪她参与慈济活动。虽然不认路、不会英文，她却总是勇敢地说：“我要做，就去做！”我天性像父亲，喜欢帮人，因此一次次答应陪伴她，久而久之，这样的参与也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美月师姊需要我，而我也被她的精神深深感动。

那时凤凰城几乎没人知道慈济，我们常常在街头摆摊推广。有一次播放歌曲《苗山慈济情》，我带着两个孩子就在路边跳舞，吸引了路人驻足观看，从而开始接触并认识慈济。那一刻，我从长久的阴霾中重新找回笑容，也感受到慈济带来的光亮。一路陪伴之中，我慢慢不只是参与者，更开始愿意承担。

三子同行善路相伴

感恩我家师兄的全力支持，帮忙照顾孩子，让我能专心投入慈济。两个大儿子从青少年时期便陪我参加活动，如探访老人院，并以音乐专长在社区推广慈济。

1996年，我怀着第三胎，仍坚持飞到德州参加静思堂启用典礼。那时刚得知自己怀孕，回来后，美月师姊听说我怀着身孕还跑那么远，吓坏了，不断责备又心疼。后来，大家就打趣地替这个孩子取了一个昵称——“慈诚一号”。因为他还在妈妈肚子里时，就已经跟着参与慈济的重要时刻。随着他一路成长，也真的跟着我一起投入慈济，从慈济少年团（慈少）到慈济大专青年团（慈青），这个“慈诚一号”的称呼，不再只是玩笑，而成为他与慈济同行的生命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