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集
书写感动启发人心
——黄安琼・用文字走慈济路
在《美国大爱百宝箱》节目中，慈济北加州志工黄安琼（左）与主持人姚莳菁（右）分享人生故事与慈济行愿。摄影／吕宛洁
主持人：姚莳菁（慈亚）
大学主修舞台戏剧，在良师益友的指导下，启发了对主持与表达的热情与信心。毕业后投身台湾教育界，受市府教育局栽培，曾主持全国文艺盛会、诗人大会、百人集团婚礼、台南凤凰小姐选拔赛、国际外交使节活动及全省运动会等大型活动。那段灿烂岁月，让她学会在千人舞台上掌握节奏，也能在小型聚会中以真诚打动人心。
1994年加入慈济教联会，深入体会人文精神与品德教育；2014年起主持慈济北加州《大爱知音》广播节目，从舞台走向电波，以声音传递慈悲与温度。十一年的广播经验与二十多年的慈济主持历程，使她更懂得用心倾听、用情交流。
从事教育四十余年，历任幼教老师、园所经营者、国际学校校长，始终以人文品德为教育核心，带领师生共同成长。她说：“主持让我学习面对人群，教育让我学会成就他人。”感恩舞台的磨炼，也感恩慈济的熏陶——让她能在每一个舞台上，以温度传爱、以真诚发光。
來賓：黄安琼（慈𬍛）
她在台湾传统家庭中成长，因父亲重男轻女而常缺乏自信，但在婚姻与母职中逐渐看见自己的力量。旅居菲律宾期间，她看见许多离乡妇女的孤单与困境，于是发起聚会，以文字陪伴与发声，也出版过作品。进入慈济后，她承担文宣工作，走入义诊与访贫现场，将文字的感动化为真实的行动。1999年，她与家人移居北加州，投入人文志业，持续纪录慈济，也为家人书写传记，让爱与善延续下来。在本集《美国大爱百宝箱》中，慈济北加州志工黄安琼与主持人姚莳菁展开温暖对谈，分享她的人生故事与慈济行愿历程。年已八旬的她，感恩在慈济找到人生价值，让晚年更加丰盈而踏实。以下为访谈内容的整理与节录。
编辑：黎艳娟
12.19.2025
重男轻女童年伤
1940年代中期，我在中国湖北出生，后来随家人辗转去到台湾。虽然我是父母唯一的女儿，但家中还有有哥哥和两个弟弟，童年并不愉快。父亲脾气暴躁、重男轻女，家里长期充满争吵，我从小缺乏安全感，母亲成了唯一守护我的人。
父母是在战乱年代相遇的。父亲是黄埔军校出身的军人，抗战期间随部队奔走各地；母亲是湖北人，战时曾因流鼻血不止、医药不足，被人教以“喝一口墨汁止血”的民间方法，竟也因此撑过来。病好后，她加入部队做宣传员，演出抗战时期广为流传的话剧《放下你的鞭子》。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她遇见了来自苏州的军人父亲，两人成为抗战夫妻。
大约十岁那年，我误吃了父亲买给哥哥和弟弟的烧饼油条，他一怒之下把我摔在地上。我倒在地上无法呼吸，母亲抱着我不停拍打，直到吐出第一口气。从那天起，我与父亲的距离越来越远。
幼年阴影毁自信
念中学时，我骑车摔伤右手臂，一位路过的军人把我送到医院。两三个月后拆掉绷带，但手臂仍无法伸直，连梳头、漱口都做不到。母亲四处求医，医生说需要大手术，术后能否恢复仍不确定。
这件事让父母再次争吵，父亲甚至说：“治了也不会好，干嘛治？这就是她的命。”
这句话在我心里留下深深的印记。
从小我就怕犯错、怕惹麻烦，习惯把自己缩在后面，不敢承担，也不敢表达，慢慢变成一个没有自信的人。
先生信任燃光明
结婚以前，我不是我自己，总是随人摆布，妈妈会帮我准备好上班衣服；我从来不发表意见，父亲严格，我沉默寡言。
真正让人生出现改变的，是婚姻。我的先生是四川人，我们在高雄一家电子公司当同事，相识后结婚。我23岁嫁给他，婚后才知道他大我 21岁。但年龄差距并没有成为阻碍，反而让我们成为彼此最信赖的依靠。
结婚不久，先生对我说：“家里的大小事情都交给你，我只负责上班赚钱。”这不是推卸，而是一种全然的信任。那一刻，我第一次感觉自己被肯定——原来，我也能扛起责任。
在日常生活里，我开始学习做决定、面对问题，慢慢不再依赖他人。先生的支持，让我在生活的磨练中逐步建立力量与自信。
责任淬炼承担力
我们的人生辗转各地。1970年，先生先前往新加坡工作，我隔年也前往团聚。1975年，我们全家再移居菲律宾，共同创办一家电子公司。
1982年，我带着女儿回台湾探亲时，先生和两个儿子留在菲律宾。某天，先生突然打电话来，告诉我：“我们家起火了，电线走火，两三个钟头整栋房子就烧光了。”
我立即从台湾飞回去。见到面时，先生整个人六神无主。我不知道那一刻的力量从哪里来，只记得自己握着他的手，平静地说：“没有关系，我们重新再来。”
回想那段日子，我才真正明白：做母亲不只是照料家人，而是在危难中让一个家站得住。许多事情不能再逃避，而是要面对、要承担。
正是在一次次需要我站出来的时刻，我慢慢找回自信，理解自己有能力迎向人生的每个挑战。
隔阂消融笑重生
1971年，我第一次前往新加坡与先生会合。办理登机时，航空公司把我的名字写错，差点无法出国。我情急之下据理力争，最后顺利登机。父亲当着亲友说：“我的女儿很有本事。”那是他第一次公开肯定我，也是父女关系转变的开始。
1975年移居菲律宾后，我与父亲的距离也逐渐拉近。有一次他因唾液腺阻塞住院，机器抽不出浓血，看到父亲因病受苦，我和护士讨论抽取管现非常细，机器或许无法顺利抽出脓血，或许只有用嘴才方便把脓血吸出。最终，我在口腔消毒后，用口帮他吸出了浓血。父亲当场露出多年未见的微笑。那一刻，我感到我们之间的心终于靠近了。
移民美国后，父亲更加信任我。家中遇到重大决定时，他常说：“问姐姐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从曾被忽视的小女儿，到成为家人倚重的依靠——父亲后来的信任，是我心中最深的安慰。
走入慈济后，听到上人开示“普天三无、天下无我不爱的人”，我更明白放下成见、打开心门的重要。回望与父亲的关系，我庆幸自己做到了。
自组聚会连善友
从新加坡搬到菲律宾后，人生地不熟，孩子就学、求医与家务安排，全都需要自己摸索。我发现许多台商太太有着同样的困境，而日本、韩国的大使馆都会为太太们举办交流活动，我们却没有。于是我鼓起勇气写信给当时的中华民国驻菲国太平洋经济文化中心代表刘宗翰的夫人，希望能建立聚会与资讯交流的平台。然而，大使夫人回信表示，因身体因素与外交限制，不便举办相关活动。那时我心里只想着：“那我就自己来办。”
我开始主动邀请在菲律宾的台湾太太们参加聚会，从最初的七、八个人增加到后来的六十多人，大家互相交换生活资讯、彼此陪伴，聚会持续到1988年。其中许多姊妹后来也成为我投入慈济时最早的一批会员。
在聚会中，我认识了一位菲律宾作家。我们常讨论时事，她鼓励我把想法写出来投稿。文章陆续被刊登。从那时起，我开始写作，加入文艺协会并担任秘书长，后来更把在菲律宾的文章集结出版成书。
从不安的移民生活，到成为能为妇女发声的人，这段历程让我在写作中找到自信与方向。
承担文宣传法语
在菲律宾的妇女团体中，我认识了慈济菲律宾第一颗种子林小正师姊。她从台湾嫁到菲律宾，当时是菲律宾立法委员的夫人，人脉广，也常约我到蔡氏宗亲会的义诊现场，协助整理药品分装给病人。
1992年，林小正介绍我认识从台湾前来的许金凤师姊。金凤师姊每隔几个月到菲律宾，都会与大家分享慈济精神，也带来《渡》等录音带，让我对慈济逐渐熟悉。其实早在1989年，我回台湾探亲时，弟弟就曾向我介绍证严法师，我也请他代捐善款。
1993年，金凤师姊说菲律宾是很大的福田，应成立慈济联络点。大家推举林小正师姊筹备，她便邀请我承担文宣工作。当时我身兼妇女会与文艺协会秘书长，自觉分身乏术，便婉拒。但她锲而不舍，最后说：“你不用到前台，只要我讲内容，你帮忙写就好。”我不好意思再拒绝，于是答应了。
走入访贫观真苦
1994年，菲律宾联络点成立后，小正师姊担任负责人，她做什么事，我就撰稿记录，再以传真发给她，有些文章还刊登在报纸上。每次写完我都深受感动，也萌生想亲自参与的念头，于是慢慢开始跟着去访贫与义诊。
1995年，我到马尼拉的东方大道医院（East Avenue Medical Center，简称：EAMC）协助施药，那里虽然看诊免费，但许多病人买不起药，有人甚至把药拿去转卖。住院区更让人感到心酸——各种病况交织，有位太太身上一大片浓疮，甚至还能看见蚂蚁在爬。
这些景象让参与的志工们意识到：不能只施药，必须举办义诊，才能真正帮助病人。我听着大家分享义诊的感动，也在心里想：“那我也要试试看。”
义诊现场爱如潮
1997年，我第一次在菲律宾北部卡加延省的图格加劳市（ Tuguegarao, Cagayan）参加大型义诊。那也是我真正走进慈济志工行列的开始。
现场人潮涌现，排队人群长得看不到尽头。最让我感动的是手术区——医师们几乎不眠不休，一台接一台做到深夜十一、十二点。手术后还亲自把病人从手术台抱到恢复室，两天几乎没有停过。三天的义诊共服务 5,033 人。我一边做文宣、一边记录，看着病患的需求与医护的付出，心里深受震撼。
当地医师也分享，他原本因语言、文化有所顾虑，但亲身参与后深受感动：“这么有效率、这么亲切的团体在帮助我的同胞，我以后一定要再来！”
那一刻，我没有再犹豫——做就对了，不要想太多。这句话从此深深印在我心里。
回头看，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光，就是在菲律宾参与义诊与值班的那些年。
募款护持仁医爱
义诊结束后，工作人员常问我：“安琼师姊，下次要护持几位医生？”意思是希望我负责医师的旅费与住宿。
每次义诊前，除了志工投入，也需要邀请当地医护人员加入。许多医师并非慈济志工，为了义诊必须关掉三天诊所，我们怎么好意思让他们自己负担旅费？因此志工们会依能力发心认领：有人护持五位，有人夫妻合力护持一位，大家一起成就义诊规模。
1995年后，愈来愈多海外医师深受慈济感动，希望更深入了解证严法师的精神。我们便发起募款，护持医师前往花莲参访精舍，向上人请益。之后，每到中秋节，都有海外医师选择返台，形成了“中秋之约”，也为日后成立国际慈济人医会埋下重要的种子。
菲律宾志工真心护持，医护也因此受到感动而愿意投入，形成一股善的循环。那是慈济在菲律宾最动人的风景之一。
人文志业续新章
1999年，菲律宾政局动荡，治安日益不稳。家人都在美国，三个孩子也已来美求学，父母一再劝我们到美国团聚。于是，我们举家搬到北加州。
抵美后，我十分感恩先生，他一到美国就护持慈济；而我则把家务交给他，自己全心投入志工。会所离家不到五分钟，我便承担文宣组，负责活动报导。
2002年起，我很幸运地连续获得历任执行长的信任，也得到许多学习与承担的机会——先后担任第一任静思文化组组长（2002）、第一任人文推广组组长（2005）、第一任美工组组长（2007，现为场布组），其后加入合心组并担任第一任人文志业组组长。
承担静思文化时，就像经营一间小店，需要各项人才。我开始建团队，不久就有十多位师兄师姊加入。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北加州静思文化曾创下全美慈济最高营业额。更欣慰的是，有十多位师兄师姊在我的推荐下受证。
2011年，我们创立北加慈济《大爱之音》广播节目，至今十四年，持续在空中传递美与善。能陪伴节目一路走来，是我非常珍惜的因缘。
文字留住家族情
我到美国不到两年，母亲就忽然离世。我心里一直有个遗憾——和她相处的时间太少。母亲喜欢画画、写诗，我便整理她留下的作品，替她编成一本纪念册。整理的过程，就像重新陪她走过那些曾经的日子，也让我以另一种方式与她相伴。
之后，父亲也提出希望，我便为他整理了一册纪念，记录他走过的人生痕迹。前两年，我家师兄年满一百岁，我也替他做了一本百岁纪念册，回顾他一生的足迹与风范。
对我而言，能够用文字替至亲留下纪录，不只是保存资料，更是在为家族留下一段爱的传承。
做中学收获太多
上人常说：“多做多得。”我常觉得自己在慈济做得不算多，但“得到的”真的太多了。
刚进慈济时，我只会中文打字，电脑也只是用来写文章。承担文宣后，需要做海报、活动报导，许多工具完全不会。每次回台湾参加研习课程，师兄师姊都耐心教我，我就在慈济里慢慢学会了各种技能。
不同的职务也打开许多新领域。例如当美工组长时，要规划会所隔间，我其实一窍不通，只能硬著头皮去请教师兄，一起讨论、修改，最后真的完成宽敞的办公空间与静思小筑。后来我甚至连铺地板都学会了。
之后的新园区规划，他们也邀我一起投入。我只出一点心力，却在文书、设计到细工出力的过程中真正体会：在慈济，做中学、学中觉，是最真实的成长。
我在慈济不是付出最多的人，但我得到的鼓励、陪伴、能力与成长，真的太多太多。
晚年生活更灿烂
直到现在，我仍持续投入慈济。我常想：如果没有加入慈济，我也许只是在家煮饭的一位老太太；但因为慈济，我还可以带着师兄一起值班，他读书，我服务；我也能参加乐龄学堂、上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学古筝，生活充满欢笑与学习。
慈济让我的晚年多姿多彩，也让我感觉自己仍在成长、有能力、有用处。与八十岁以前相比，我现在真的幸福许多。
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那就是“感恩”。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找到生命的价值；感恩先生给了我信心，让我重新找到自己；也感恩当年林小正师姊锲而不舍，把我拉进文宣组，才有今天的我。
我也想提醒每位听到这段故事的人：当心里被感动触动时，一定要立刻行动，把眼前的善因缘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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