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集

乐观是秘密武器

——陈忠灿・转念开启无障碍人生

在《美国大爱百宝箱》节目中，慈济北加州志工陈忠灿（左）与主持人张晓宁（右）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与服务历程。摄影／吕宛洁

主持人：张晓宁（虑傃）

自幼热爱与人交流，喜欢与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人对话，倾听他们的经历，也从中感受人生的多样与温度。这份对“人”的好奇与关怀，成为她走上主持与广播道路最自然的起点。

2012年加入慈济后，她长期担任人文真善美志工，录影、拍照、笔耕，乐于将一幕幕动人的画面化作文字与影像，传递给更多人。她常说：“能把自己的感动分享出去，是最有意义的事。”也希望这分真挚的初心，能成为她每一次主持与访谈的底色。

在广播与录影主持的世界里，她用声音传递温度，用语言牵引情感，铺陈故事的节奏，让听众与观众感受到共鸣与安定，使节目氛围在庄重与温馨之间自然流转。

她相信，主持不仅是引导节目进行，更是传递情感、连结众心的桥梁。以声音的温度、文字的厚度与行动的深度，她让“善”成为最动听的语言，使每一次主持，都成为生命交流的美好篇章。

来宾：陈忠灿（济灿）

他在八个月大时确诊小儿麻痹，双腿无法行走，但在家人的支持下，他克服身体的不便，从小就以乐观、包容的心面对人生。国中时，他立下志向：一定要靠自己独立生活。之后，他只身赴美留学，勇敢迎接语言、生活与环境的挑战；最后考取驾照，实现“行走自由”——这些看似小事，却一步步累积成为他面对生命的巨大勇气。加入慈济后，他把善念化为行动，参与各项社区服务，常说：“行善行孝不能等。”对他而言，人生不是没有困难，而是要在转念中，把挑战化成前进的力量。在本集《美国大爱百宝箱》中，慈济北加州志工陈忠灿与主持人张晓宁展开一场温暖对谈，分享他如何在逆境中保持乐观，把“手心向下”当作人生最大的幸福。以下为访谈内容的整理与节录。

编辑：黎艳娟

12.12.2025

与小儿麻痹同行

1967年，我在台湾出生。那个年代小儿麻痹疫苗虽然普及，但我的疫苗打得比较晚。大约七、八个月大，正准备接种前，我突然发高烧，父母连忙把我送到医院。医生当时说没有大碍，但回家后，我的手脚开逐渐无力，最后确诊为小儿麻痹。

这场病改变了我的一生。双腿从此无法行走，右手只能微微抬起，脊椎侧弯，需要长期穿着背架支撑。不过，我仍能用十只手指敲键盘——也正是这个能力，成为我日后能投入电脑工作的基础。

成长过程中，我的个性外向，对身体的不便反而适应得快；真正让我不自在的，是当时台湾社会看待残疾的方式。有人会直接问我为什么坐轮椅，也有人用“前世做坏事”之类的民间说法来解释我的病。

但对我而言，身体“有记忆以来就是这样”，比外界更容易接受自己。

双手爬在地长大

求学对我来说，是另一种挑战。一般孩子只要背着书包走进教室，而我每一步都需要别人的协助。我很感恩父母，他们常为了让我上学方便，而搬家到离学校近一点的地方。

一、二年级时，妈妈每天推着我上学。放学后，小朋友觉得轮椅新奇，也会轮流帮忙推我回家。因为家里空间狭小，轮椅无法使用，我只能靠着双手在地上爬行。直到现在，我手上还留着那段岁月磨出的痕迹。洗澡、上厕所，全都仰赖家人抱进抱出。也因此，父亲一直认为我不可能独立生活，更难想像我有一天会出国读书。

小学时，我常安静地坐在教室旁，看别的孩子奔跑游戏。虽然无法加入，却让我养成一项能力——观察。从动作、表情到反应，我看得特别细，也慢慢学会理解他人的情绪。这项本领，后来成了我在人际相处上的重要优势。

从小我就明白，自己的人生会面对许多限制。但在父母的陪伴、自己的适应力，以及在地上爬著长大的那段日子里，我体会到—— 既然人生从这里开始，我就要努力适应，把生活过好，走出自己的路。

慈济北加州志工　陈忠灿

国中立志要独立

那个年代的台湾校舍没有电梯，我坐轮椅上学非常不方便。每到开学，父母都得和学校沟通，把我的教室调到一楼。对我而言，上学本身比念书还要困难。

虽然身体受限，但我一直很想要独立。真正开始认真思考，是在国中。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学会自己生活，爸爸妈妈就得抱我一辈子。这个画面让我很清楚——我不能把他们绑在我身上。

也是在那段时期，我开始对电脑产生兴趣。那时电脑还不普及，但我看见了它对我而言的可能性——只要手指还能动，我就还有一条路可以走。于是我给自己订下方向：未来一定要靠写程式、做电脑工作来实现经济独立。这个想法后来真的成了我人生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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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是秘密武器

后来我考上台北商专，也就是五年制专科学校。校园里终于有电梯，生活方便了许多。很多人不知道，我的心情常常写在脸上，但无论遇到什么，我都尽量保持一种态度——乐观是我的秘密武器。

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的生活方式。心先撑住，外界的困难就想办法解决。我常提醒自己：年轻不怕跌倒。

商专毕业后，其实我可以直接就业，但我一直有念大学的梦。于是决定考插大，也就是五专毕业后参加考试，插班进入四年制大学。那一年我很幸运，顺利考上东吴大学。

在东吴的日子，让我更靠近“独立”这个目标。我努力念书，大三时就提出申请，提前毕业。

回头看，我真的觉得老天对我很好。每一次选择虽然辛苦，但都一步一步，把我带往属于自己的方向。

慈济北加州志工　陈忠灿

无障美国更友善

我从国中开始就很清楚：如果要真正独立，我一定得离开家。在台湾，坐轮椅的生活并不容易，父母也替我处理生活里大大小小的细节，他们自然担心，一听到我想出国，父亲第一句话就是：“你连上厕所都需要帮忙，怎么在美国生活？”

这些顾虑我都懂。但我更知道，越早走出去，越有可能自己把人生撑起来。年轻时去尝试，就算失败了，大不了回家重来。

那段时间我看了很多电视和书，发现如果念“资讯科学”（ computer science）、做电脑相关工作，我就有机会同时达到经济独立与生活独立；而国外对身障者的环境，也会友善得多。

二十多年前的台湾，人行道经常被机车占满，就算这段路上得去，下一段路也可能下不来。对轮椅族来说，连最基本的“移动”都是挑战。因此，我很早就明白，出国念书，不只是求学，而是走向真正独立的唯一道路。

南加求学多挑战

1990年我来到美国后，每件事对我来说都是第一次，也都是挑战。第一次煮面，放到水里结果整坨化掉；第一次洗衣服、第一次独自上洗手间……每一个动作、每一次转身都得重新学。

在台湾，我用的是手推轮椅；到了美国，我第一次改用电动轮椅。电动轮椅的操作和手推完全不同——遥杆往前推一点速度很慢，但如果推到底，就会一下子往前冲。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第一次用电动轮椅进厕所。当时还不熟悉操作，进门时非常小心、慢慢移动。没想到靠近马桶时，不知道怎么回事，遥杆被我推太快——整台轮椅“砰”地一声冲上去，把马桶撞得整个歪掉。

美国的马桶一般只有两个螺丝固定，只要角度被撞偏，整个就会移动。我当下也吓了一跳。但我常说，乐观是我的秘密武器。那一刻我只是愣了一秒，就提醒自己：还好人没事，马桶修一修就好了。

一月花费仅二十

刚到南加州大学（ USC ）念书时，那一带治安并不好，街上游民很多。我常笑说自己像变色龙——穿上一件旧夹克，远看也像游民，反而交了不少游民朋友。他们的生活方式、讲话节奏、对现实的反应，都和一般人截然不同，也让我看见了另一种人生。

那段时间，我还做了一个“年轻人才会做”的实验：测试自己一个月最少能用多少钱生活。最后的答案竟然是：20美元过一个月。

现在看起来完全不可能——光是一碗面，加税加小费就超过这个数字。但那时候觉得好玩，也想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

我怎么撑过的呢？买一大袋卖相不好但很便宜的苹果，一美元；一大袋小马铃薯，也是一美元，煮一大锅当主食。有时加个鲔鱼罐头、一些白菜，简单撑过一天又一天。就这样，我真的用20美元过完一整个月。不是因为家里穷，而是觉得，年轻就该试试看。现在回头想，那个愿意做实验、愿意挑战自己极限的我，其实还挺可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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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民抢包仍转念

在USC的生活其实也充满风险。有一次，我想去一个快餐店买个汉堡打牙祭，在后方停车场遇到一位游民。他说肚子很饿，想跟我要一块钱去买汉堡，还掀起衣服让我看——瘦得前胸贴后背。我正准备从钱包里掏一块给他。

当我打开钱包，他看到里面有一叠二十块，突然伸手把整个钱包抢走，把空的钱包留给我。我当下第一个念头竟然不是害怕，而是——“啊？我怎么买汉堡？”于是我跟他讨价还价。最后他一脸不耐烦，把一块钱丢在地上，叫我自己去捡。原本是他跟我要一块钱，到最后变成我跟他要一块钱。

但我没有生气，只想着他大概是真的饿坏了。情绪放下后，我照样去买汉堡。那家店的员工平常就认得我。那天店员一看到我进来，就小声告诉我：“店长和老板都不在，今天你随便点都不用钱。”我只点了一个汉堡，他却另外送我一杯可乐和一大盘薯条。

那一刻我更确信：转念，正向思考，事情就会变得不一样。至少那个游民最后把空的钱包还给我，我也没有受伤。而那一块钱，也让我换到了一份充满人情味的汉堡。

出行自由终实现

对一般人来说，买车、考驾照是很普通的事；但对我来说却像是一个“打不开的三角环”——没有改装车，就不能考照；没有驾照，保险公司不愿承保；没有保险，也无法买车进行改装。每一步都互相卡住，比一般人复杂得多。

为了确认自己能安全驾驶，我先去做“驾驶评估”。评估费一小时约250美元，整个流程要十五到二十小时，费用惊人。做了两、三小时后，我已经知道自己能开，也清楚需要哪些改装，于是决定不再花父母辛苦攒的钱做评估，直接开始改车。

真正的贵人是我当时的室友五姨和她的男朋友。他们愿意和我“联名购车”、共享保险、承担车辆相关责任，让改装后的车能合法上路。他们还陪我去谈价，把原本一万多的改装费谈到八千多。我到现在都很感恩他们。

车子改装好后，我花了一周时间在DMV附近练习。我知道自己的优势是观察细腻，也懂得路考的逻辑——慢一点、准一点，少扣分，就能安全通过。一周后，我顺利通过路考，拿到人生第一张驾照。

两周后，我第一次一个人开车上北加州找工作。因为不敢走152号山路，我选择了平坦但绕远的101号公路，一路从南加开到北加。

那趟长途驾驶，对我而言，是我人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行动自由。从这天起，我真的能靠自己走下去了。

慈济北加州志工　陈忠灿

慈济义卖初相遇

在台湾时我就听过慈济，但真正的接触是在美国。1997年，慈济在圣马刁（San Mateo,CA）举办爱心义卖，我在现场标到一套成龙录像带，又当场转拍出去——那算是我第一次参加慈济活动。

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后，北加州展开大规模募款，需要许多志工协助点收与整理善款。我就在那时走进慈济，也正式开始了我的志工人生。

刚进慈济时，我什么都想试、什么都想做：我在书法班认识了几位师兄，学写字、学裱字，也参与过书法展。我也在电脑班协助教导特殊儿童使用电脑。

透过不同社团的磨练，我看见慈济的各个面向，也慢慢找到自己最能发挥的地方。

我喜欢助人，一个人能做的有限，但是一群人可以做很多事。

慈济北加州志工　陈忠灿

二十五载长守候

2000年，慈济圣荷西人文学校刚成立时，我便走进校园担任助教。那时的人文学校还没有分区，我家附近就有一所，开车五分钟就能到；但我从一开始就选择到圣荷西服务，一做就是二十五年。

大多数慈济家长是因为孩子就读人文学校才加入志工，而我刚好相反——我是先当助教、先做志工，后来才结婚、生小孩，孩子也就自然在圣荷西人文学校一起长大。

多年后，我曾因工作到西雅图出差，被一位年轻人轻轻唤住：“您是陈老师吗？”那一瞬间，我真的很感动——当年人文学校的小朋友长大成人，还会记得陪伴过他们的老师。

对我来说，看到人文学校孩子的笑容，是最好的解压方式，也是我一直留下来的原因。

疗养院里的陪伴

在疗养院服务，是我一直很感恩的因缘。我常笑说自己有“两位母鸡”——林金枝师姊与高慧英师姊。金枝师姊带我走进疗养院，高慧英师姊则接引我进入“影视组”。两位师姊都非常会照顾新志工，就像牵着小鸡往前走。

跟着金枝师姊，我第一次走进疗养院，一间房、一间房地唱歌陪伴长者。

我最难忘的，是一位白人老太太。她瘦弱地躺在病床上，戴着氧气面罩，整天只能望着床边的闹钟滴滴答答作响。每次我们唱完歌，她都会紧握着我的手，用微弱的声音和我聊天，谈家人、谈生活，甚至谈到 2000年股市泡沫。

有时我请假没去，她还会问起我。那时我才真正明白，我们每周短短的一、两个小时探访，对他们而言，可能是整个星期最期待的时光。在病床边陪伴她时，我常忍不住红了眼眶。我能做的不多，但我一直提醒自己：行善、行孝，真的不能等。

能在慈济这个大团体里和大家一起付出，是我此生最幸运的事之一。走得越久，我越提醒自己，永远记得当初的那一分初心。

一桶汽油传善意

从小我常受到别人的帮忙，“一桶汽油的故事”一直深深印在我心里。

在台湾听一位教授分享：有次他的车在路边没油，一位路人停下车，把自己后车厢的一桶油全倒给他。教授想回礼，那位路人却说：“不用回报我。你只要也在后车厢放一桶油，哪天遇到别人没油时，再帮他就好。”我听后非常感动。

有一次，我从南加开车回北加，快到家时车子真的没油了，只能冒险靠到路边。幸好一位路人停下来，替我去前方加油站买油救了我。

从那之后，我真的在后车厢放了一桶油。后来在路边遇到一位没油的驾驶，我也毫不犹豫地把那桶油拿给她用。

那一刻我明白——这就是爱的传递，一桶接着一桶地传下去。

佛心为师记善行

除了在学校与社区的服务，我也在慈济展开了另一段新的尝试——走进影视纪录的世界。

当年大爱电视台刚成立，曾到北加州举办一天的巡回培训。我心想：自己虽然扛不起摄影机，但或许能用别的方式帮上忙。隔年回台湾时，在大爱电视台实习了两三周，跟着编导、摄影跑新闻、看他们如何企划、拍摄与剪辑。受训后，我把整套流程带回北加州，在石一曙师兄的鼓励下，举行定期影视志工培训。

影视组大多是年轻志工，每月一次培训，二、三十人里若能留下其中一位，我们就觉得非常值得。每周共修讨论影片拍摄的优缺点；周末一起登山、庆生，整个团队就像一个大家庭。

之后，我们接连挑战许多任务，例如《父母恩重难报经》的拍摄，以及整理“硅谷阿嬷”（慈济北加州创始人王林秀琴的昵称，2003年往生）的生平照片。那是一件必须在一、两天内完成的急件，大家分工合作，把阿嬷的一生以最温柔的方式呈现出来……虽然我们都不算专业，但每当任务到来，总会有菩萨“就地涌出”，一起把事情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