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集
樂觀是祕密武器
——陳忠燦・轉念開啟無障礙人生
在《美國大愛百寶箱》節目中，慈濟北加州志工陳忠燦（左）與主持人張曉寧（右）分享他的生命故事與服務歷程。攝影／呂宛潔
主持人：張曉寧（慮傃）
自幼熱愛與人交流，喜歡與不同年齡、不同背景的人對話，傾聽他們的經歷，也從中感受人生的多樣與溫度。這份對「人」的好奇與關懷，成為她走上主持與廣播道路最自然的起點。
2012年加入慈濟後，她長期擔任人文真善美志工，錄影、拍照、筆耕，樂於將一幕幕動人的畫面化作文字與影像，傳遞給更多人。她常說：「能把自己的感動分享出去，是最有意義的事。」也希望這分真摯的初心，能成為她每一次主持與訪談的底色。
在廣播與錄影主持的世界裡，她用聲音傳遞溫度，用語言牽引情感，鋪陳故事的節奏，讓聽眾與觀眾感受到共鳴與安定，使節目氛圍在莊重與溫馨之間自然流轉。
她相信，主持不僅是引導節目進行，更是傳遞情感、連結眾心的橋樑。以聲音的溫度、文字的厚度與行動的深度，她讓「善」成為最動聽的語言，使每一次主持，都成為生命交流的美好篇章。
來賓：陳忠燦（濟燦）
他在八個月大時確診小兒麻痺，雙腿無法行走，但在家人的支持下，他克服身體的不便，從小就以樂觀、包容的心面對人生。國中時，他立下志向：一定要靠自己獨立生活。之後，他隻身赴美留學，勇敢迎接語言、生活與環境的挑戰；最後考取駕照，實現「行走自由」——這些看似小事，卻一步步累積成為他面對生命的巨大勇氣。加入慈濟後，他把善念化為行動，參與各項社區服務，常說：「行善行孝不能等。」對他而言，人生不是沒有困難，而是要在轉念中，把挑戰化成前進的力量。在本集《美國大愛百寶箱》中，慈濟北加州志工陳忠燦與主持人張曉寧展開一場溫暖對談，分享他如何在逆境中保持樂觀，把「手心向下」當作人生最大的幸福。以下為訪談內容的整理與節錄。
編輯：黎艷娟
12.12.2025
與小兒麻痺同行
1967年，我在台灣出生。那個年代小兒麻痺疫苗雖然普及，但我的疫苗打得比較晚。大約七、八個月大，正準備接種前，我突然發高燒，父母連忙把我送到醫院。醫生當時說沒有大礙，但回家後，我的手腳開逐漸無力，最後確診為小兒麻痺。
這場病改變了我的一生。雙腿從此無法行走，右手只能微微抬起，脊椎側彎，需要長期穿著背架支撐。不過，我仍能用十隻手指敲鍵盤——也正是這個能力，成為我日後能投入電腦工作的基礎。
成長過程中，我的個性外向，對身體的不便反而適應得快；真正讓我不自在的，是當時台灣社會看待殘疾的方式。有人會直接問我為什麼坐輪椅，也有人用「前世做壞事」之類的民間說法來解釋我的病。
但對我而言，身體「有記憶以來就是這樣」，比外界更容易接受自己。
雙手爬在地長大
求學對我來說，是另一種挑戰。一般孩子只要背著書包走進教室，而我每一步都需要別人的協助。我很感恩父母，他們常為了讓我上學方便，而搬家到離學校近一點的地方。
一、二年級時，媽媽每天推著我上學。放學後，小朋友覺得輪椅新奇，也會輪流幫忙推我回家。因為家裡空間狹小，輪椅無法使用，我只能靠著雙手在地上爬行。直到現在，我手上還留著那段歲月磨出的痕跡。洗澡、上廁所，全都仰賴家人抱進抱出。也因此，父親一直認為我不可能獨立生活，更難想像我有一天會出國讀書。
小學時，我常安靜地坐在教室旁，看別的孩子奔跑遊戲。雖然無法加入，卻讓我養成一項能力——觀察。從動作、表情到反應，我看得特別細，也慢慢學會理解他人的情緒。這項本領，後來成了我在人際相處上的重要優勢。
從小我就明白，自己的人生會面對許多限制。但在父母的陪伴、自己的適應力，以及在地上爬著長大的那段日子裡，我體會到—— 既然人生從這裡開始，我就要努力適應，把生活過好，走出自己的路。
國中立志要獨立
那個年代的台灣校舍沒有電梯，我坐輪椅上學非常不方便。每到開學，父母都得和學校溝通，把我的教室調到一樓。對我而言，上學本身比念書還要困難。
雖然身體受限，但我一直很想要獨立。真正開始認真思考，是在國中。有一天我突然意識到，如果我不學會自己生活，爸爸媽媽就得抱我一輩子。這個畫面讓我很清楚——我不能把他們綁在我身上。
也是在那段時期，我開始對電腦產生興趣。那時電腦還不普及，但我看見了它對我而言的可能性——只要手指還能動，我就還有一條路可以走。於是我給自己訂下方向：未來一定要靠寫程式、做電腦工作來實現經濟獨立。這個想法後來真的成了我人生的使命。
樂觀是秘密武器
後來我考上台北商專，也就是五年制專科學校。校園裡終於有電梯，生活方便了許多。很多人不知道，我的心情常常寫在臉上，但無論遇到什麼，我都盡量保持一種態度——樂觀是我的祕密武器。
這不是一句口號。而是我的生活方式。心先撐住，外界的困難就想辦法解決。我常提醒自己：年輕不怕跌倒。
商專畢業後，其實我可以直接就業，但我一直有念大學的夢。於是決定考插大，也就是五專畢業後參加考試，插班進入四年制大學。那一年我很幸運，順利考上東吳大學。
在東吳的日子，讓我更靠近「獨立」這個目標。我努力念書，大三時就提出申請，提前畢業。
回頭看，我真的覺得老天對我很好。每一次選擇雖然辛苦，但都一步一步，把我帶往屬於自己的方向。
無障美國更友善
我從國中開始就很清楚：如果要真正獨立，我一定得離開家。在台灣，坐輪椅的生活並不容易，父母也替我處理生活裡大大小小的細節，他們自然擔心，一聽到我想出國，父親第一句話就是：「你連上廁所都需要幫忙，怎麼在美國生活？」
這些顧慮我都懂。但我更知道，越早走出去，越有可能自己把人生撐起來。 年輕時去嘗試，就算失敗了，大不了回家重來。
那段時間我看了很多電視和書，發現如果念「資訊科學」（ computer science）、做電腦相關工作，我就有機會同時達到經濟獨立與生活獨立；而國外對身障者的環境，也會友善得多。
二十多年前的台灣，人行道經常被機車占滿，就算這段路上得去，下一段路也可能下不來。對輪椅族來說，連最基本的「移動」都是挑戰。因此，我很早就明白，出國念書，不只是求學，而是走向真正獨立的唯一道路。
南加求學多挑戰
1990年我來到美國後，每件事對我來說都是第一次，也都是挑戰。第一次煮麵，放到水裡結果整坨化掉；第一次洗衣服、第一次獨自上洗手間……每一個動作、每一次轉身都得重新學。
在台灣，我用的是手推輪椅；到了美國，我第一次改用電動輪椅。電動輪椅的操作和手推完全不同——遙桿往前推一點速度很慢，但如果推到底，就會一下子往前衝。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第一次用電動輪椅進廁所。當時還不熟悉操作，進門時非常小心、慢慢移動。沒想到靠近馬桶時，不知道怎麼回事，遙桿被我推太快——整台輪椅「砰」地一聲衝上去，把馬桶撞得整個歪掉。
美國的馬桶一般只有兩個螺絲固定，只要角度被撞偏，整個就會移動。我當下也嚇了一跳。但我常說，樂觀是我的祕密武器。那一刻我只是愣了一秒，就提醒自己：還好人沒事，馬桶修一修就好了。
一月花費僅二十
剛到南加州大學（ USC ）念書時，那一帶治安並不好，街上遊民很多。我常笑說自己像變色龍——穿上一件舊夾克，遠看也像遊民，反而交了不少遊民朋友。他們的生活方式、講話節奏、對現實的反應，都和一般人截然不同，也讓我看見了另一種人生。
那段時間，我還做了一個「年輕人才會做」的實驗：測試自己一個月最少能用多少錢生活。最後的答案竟然是：20美元過一個月。
現在看起來完全不可能——光是一碗麵，加稅加小費就超過這個數字。但那時候覺得好玩，也想知道自己的極限在哪裡。
我怎麼撐過的呢？買一大袋賣相不好但很便宜的蘋果，一美元；一大袋小馬鈴薯，也是一美元，煮一大鍋當主食。有時加個鮪魚罐頭、一些白菜，簡單撐過一天又一天。就這樣，我真的用20美元過完一整個月。不是因為家裡窮，而是覺得，年輕就該試試看。現在回頭想，那個願意做實驗、願意挑戰自己極限的我，其實還挺可愛的。
遊民搶包仍轉念
在USC的生活其實也充滿風險。有一次，我想去一個快餐店買個漢堡打牙祭，在後方停車場遇到一位遊民。他說肚子很餓，想跟我要一塊錢去買漢堡，還掀起衣服讓我看——瘦得前胸貼後背。我正準備從錢包裡掏一塊給他。
當我打開錢包，他看到裡面有一疊二十塊，突然伸手把整個錢包搶走，把空的錢包留給我。我當下第一個念頭竟然不是害怕，而是——「啊？我怎麼買漢堡？」於是我跟他討價還價。最後他一臉不耐煩，把一塊錢丟在地上，叫我自己去撿。原本是他跟我要一塊錢，到最後變成我跟他要一塊錢。
但我沒有生氣，只想著他大概是真的餓壞了。情緒放下後，我照樣去買漢堡 。那家店的員工平常就認得我。那天店員一看到我進來，就小聲告訴我：「店長和老闆都不在，今天你隨便點都不用錢。」我只點了一個漢堡，他卻另外送我一杯可樂和一大盤薯條。
那一刻我更確信：轉念，正向思考，事情就會變得不一樣。至少那個遊民最後把空的錢包還給我，我也沒有受傷。而那一塊錢，也讓我換到了一份充滿人情味的漢堡。
出行自由終實現
對一般人來說，買車、考駕照是很普通的事；但對我來說卻像是一個「打不開的三角環」——沒有改裝車，就不能考照；沒有駕照， 保險公司不願承保；沒有保險，也無法買車進行改裝。每一步都互相卡住，比一般人複雜得多。
為了確認自己能安全駕駛，我先去做「駕駛評估」。評估費一小時約250美元，整個流程要十五到二十小時，費用驚人。做了兩、三小時後，我已經知道自己能開，也清楚需要哪些改裝，於是決定不再花父母辛苦攢的錢做評估，直接開始改車。
真正的貴人是我當時的室友五姨和她的男朋友。他們願意和我「聯名購車」、共享保險、承擔車輛相關責任，讓改裝後的車能合法上路。他們還陪我去談價，把原本一萬多的改裝費談到八千多。我到現在都很感恩他們。
車子改裝好後，我花了一週時間在DMV附近練習。我知道自己的優勢是觀察細膩，也懂得路考的邏輯——慢一點、準一點，少扣分，就能安全通過。一週後，我順利通過路考，拿到人生第一張駕照。
兩周後，我第一次一個人開車上北加州找工作。因為不敢走152號山路，我選擇了平坦但繞遠的101號公路，一路從南加開到北加。
那趟長途駕駛，對我而言，是我人生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行動自由。從這天起，我真的能靠自己走下去了。
慈濟義賣初相遇
在台灣時我就聽過慈濟，但真正的接觸是在美國。1997年，慈濟在聖馬刁（San Mateo,CA）舉辦愛心義賣，我在現場標到一套成龍錄影帶，又當場轉拍出去——那算是我第一次參加慈濟活動。
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後，北加州展開大規模募款，需要許多志工協助點收與整理善款。我就在那時走進慈濟，也正式開始了我的志工人生。
剛進慈濟時，我什麼都想試、什麼都想做：我在書法班認識了幾位師兄，學寫字、學裱字，也參與過書法展。我也在電腦班協助教導特殊兒童使用電腦。
透過不同社團的磨練，我看見慈濟的各個面向，也慢慢找到自己最能發揮的地方。
我喜歡助人，一個人能做的有限，但是一群人可以做很多事。
二十五載長守候
2000年，慈濟聖荷西人文學校剛成立時，我便走進校園擔任助教。那時的人文學校還沒有分區，我家附近就有一所，開車五分鐘就能到；但我從一開始就選擇到聖荷西服務，一做就是二十五年。
大多數慈濟家長是因為孩子就讀人文學校才加入志工，而我剛好相反——我是先當助教、先做志工，後來才結婚、生小孩，孩子也就自然在聖荷西人文學校一起長大。
多年後，我曾因工作到西雅圖出差，被一位年輕人輕輕喚住：「您是陳老師嗎？」那一瞬間，我真的很感動——當年人文學校的小朋友長大成人，還會記得陪伴過他們的老師。
對我來說，看到人文學校孩子的笑容，是最好的解壓方式，也是我一直留下來的原因。
療養院裡的陪伴
在療養院服務，是我一直很感恩的因緣。我常笑說自己有「兩位母雞」——林金枝師姊與高慧英師姊。金枝師姊帶我走進療養院，高慧英師姊則接引我進入「影視組」。兩位師姊都非常會照顧新志工，就像牽著小雞往前走。
跟著金枝師姊，我第一次走進療養院，一間房、一間房地唱歌陪伴長者。
我最難忘的，是一位白人老太太。她瘦弱地躺在病床上，戴著氧氣面罩，整天只能望著床邊的鬧鐘滴滴答答作響。每次我們唱完歌，她都會緊握著我的手，用微弱的聲音和我聊天，談家人、談生活，甚至談到 2000年股市泡沫。
有時我請假沒去，她還會問起我。那時我才真正明白，我們每週短短的一、兩個小時探訪，對他們而言，可能是整個星期最期待的時光。在病床邊陪伴她時，我常忍不住紅了眼眶。我能做的不多，但我一直提醒自己：行善、行孝，真的不能等。
能在慈濟這個大團體裡和大家一起付出，是我此生最幸運的事之一。走得越久，我越提醒自己，永遠記得當初的那一分初心。
一桶汽油傳善意
從小我常受到別人的幫忙，「一桶汽油的故事」一直深深印在我心裡。
在台灣聽一位教授分享：有次他的車在路邊沒油，一位路人停下車，把自己後車廂的一桶油全倒給他。教授想回禮，那位路人卻說：「不用回報我。你只要也在後車廂放一桶油，哪天遇到別人沒油時，再幫他就好。」我聽後非常感動。
有一次，我從南加開車回北加，快到家時車子真的沒油了，只能冒險靠到路邊。幸好一位路人停下來，替我去前方加油站買油救了我。
從那之後，我真的在後車廂放了一桶油。後來在路邊遇到一位沒油的駕駛，我也毫不猶豫地把那桶油拿給她用。
那一刻我明白——這就是愛的傳遞，一桶接著一桶地傳下去。
佛心為師記善行
除了在學校與社區的服務，我也在慈濟展開了另一段新的嘗試——走進影視紀錄的世界。
當年大愛電視台剛成立，曾到北加州舉辦一天的巡迴培訓。我心想：自己雖然扛不起攝影機，但或許能用別的方式幫上忙。隔年回台灣時，在大愛電視台實習了兩三週，跟著編導、攝影跑新聞、看他們如何企劃、拍攝與剪輯。受訓後，我把整套流程帶回北加州，在石一曙師兄的鼓勵下，舉行定期影視志工培訓。
影視組大多是年輕志工，每月一次培訓，二、三十人裡若能留下其中一位，我們就覺得非常值得。每週共修討論影片拍攝的優缺點；週末一起登山、慶生，整個團隊就像一個大家庭。
之後，我們接連挑戰許多任務，例如《父母恩重難報經》的拍攝，以及整理「矽谷阿嬤」（慈濟北加州創始人王林秀琴的暱稱，2003年往生）的生平照片。那是一件必須在一、兩天內完成的急件，大家分工合作，把阿嬤的一生以最溫柔的方式呈現出來……雖然我們都不算專業，但每當任務到來，總會有菩薩「就地湧出」，一起把事情做好。
我常和影視志工共勉：「影視志工是慈濟的眼和手，要以佛心為己心，以師志為己志。」能用鏡頭留下善與愛，是我在影視組得到的最深學習。
手心向下最幸福
一路走來，我的挑戰從來不曾少過，但每一次都成了推著我往前的力量。慈濟的陪伴，讓我看見自己從「被幫助的人」，慢慢走成「願意伸手助人的人」。
如果要用一句話形容我的人生，我會說：樂觀是我最大的秘密武器，手心向下則是我最大的幸福。
能在需要的時候伸手幫助別人，是上天給我的恩典，也是我此生最珍惜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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