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集
書寫感動啟發人心
——黃安瓊・用文字走慈濟路
在《美國大愛百寶箱》節目中，慈濟北加州志工黃安瓊（左）與主持人姚蒔菁（右）分享人生故事與慈濟行願。攝影／呂宛潔
主持人：姚蒔菁（慈亞）
大學主修舞台戲劇，在良師益友的指導下，啟發了對主持與表達的熱情與信心。畢業後投身台灣教育界，受市府教育局栽培，曾主持全國文藝盛會、詩人大會、百人集團婚禮、台南鳳凰小姐選拔賽、國際外交使節活動及全省運動會等大型活動。那段燦爛歲月，讓她學會在千人舞台上掌握節奏，也能在小型聚會中以真誠打動人心。
1994年加入慈濟教聯會，深入體會人文精神與品德教育；2014年起主持慈濟北加州《大愛知音》廣播節目，從舞台走向電波，以聲音傳遞慈悲與溫度。十一年的廣播經驗與二十多年的慈濟主持歷程，使她更懂得用心傾聽、用情交流。
從事教育四十餘年，歷任幼教老師、園所經營者、國際學校校長，始終以人文品德為教育核心，帶領師生共同成長。她說：「主持讓我學習面對人群，教育讓我學會成就他人。」感恩舞台的磨鍊，也感恩慈濟的薰陶——讓她能在每一個舞台上，以溫度傳愛、以真誠發光。
來賓：黃安瓊（慈瓅）
她在台灣傳統家庭中成長，因父親重男輕女而常缺乏自信，但在婚姻與母職中逐漸看見自己的力量。旅居菲律賓期間，她看見許多離鄉婦女的孤單與困境，於是發起聚會，以文字陪伴與發聲，也出版過作品。進入慈濟後，她承擔文宣工作，走入義診與訪貧現場，將文字的感動化為真實的行動。1999年，她與家人移居北加州，投入人文志業，持續紀錄慈濟，也為家人書寫傳記，讓愛與善延續下來。在本集《美國大愛百寶箱》中，慈濟北加州志工黃安瓊與主持人姚蒔菁展開溫暖對談，分享她的人生故事與慈濟行願歷程。年已八旬的她，感恩在慈濟找到人生價值，讓晚年更加豐盈而踏實。以下為訪談內容的整理與節錄。
編輯：黎艷娟
12.19.2025
重男輕女童年傷
1940年代中期，我在中國湖北出生，後來隨家人輾轉去到台灣。雖然我是父母唯一的女兒，但家中還有有哥哥和兩個弟弟，童年並不愉快。父親脾氣暴躁、重男輕女，家裡長期充滿爭吵，我從小缺乏安全感，母親成了唯一守護我的人。
父母是在戰亂年代相遇的。父親是黃埔軍校出身的軍人，抗戰期間隨部隊奔走各地；母親是湖北人，戰時曾因流鼻血不止、醫藥不足，被人教以「喝一口墨汁止血」的民間方法，竟也因此撐過來。病好後，她加入部隊做宣傳員，演出抗戰時期廣為流傳的話劇《放下你的鞭子》。在那段艱難的歲月裡，她遇見了來自蘇州的軍人父親，兩人成為抗戰夫妻。
大約十歲那年，我誤吃了父親買給哥哥和弟弟的燒餅油條，他一怒之下把我摔在地上。我倒在地上無法呼吸，母親抱著我不停拍打，直到吐出第一口氣。從那天起，我與父親的距離越來越遠。
幼年陰影毀自信
念中學時，我騎車摔傷右手臂，一位路過的軍人把我送到醫院。兩三個月後拆掉繃帶，但手臂仍無法伸直，連梳頭、漱口都做不到。母親四處求醫，醫生說需要大手術，術後能否恢復仍不確定。
這件事讓父母再次爭吵，父親甚至說：「治了也不會好，幹嘛治？這就是她的命。」
這句話在我心裡留下深深的印記。
從小我就怕犯錯、怕惹麻煩，習慣把自己縮在後面，不敢承擔，也不敢表達，慢慢變成一個沒有自信的人。
先生信任燃光明
結婚以前，我不是我自己，總是隨人擺佈，媽媽會幫我準備好上班衣服；我從來不發表意見，父親嚴格，我沈默寡言。
真正讓人生出現改變的，是婚姻。我的先生是四川人，我們在高雄一家電子公司當同事，相識後結婚。我23歲嫁給他，婚後才知道他大我 21歲。但年齡差距並沒有成為阻礙，反而讓我們成為彼此最信賴的依靠。
結婚不久，先生對我說：「家裡的大小事情都交給你，我只負責上班賺錢。」這不是推卸，而是一種全然的信任。那一刻，我第一次感覺自己被肯定——原來，我也能扛起責任。
在日常生活裡，我開始學習做決定、面對問題，慢慢不再依賴他人。先生的支持，讓我在生活的磨練中逐步建立力量與自信。
責任淬鍊承擔力
我們的人生輾轉各地。1970年，先生先前往新加坡工作，我隔年也前往團聚。1975年，我們全家再移居菲律賓，共同創辦一家電子公司。
1982年，我帶著女兒回台灣探親時，先生和兩個兒子留在菲律賓。某天，先生突然打電話來，告訴我：「我們家起火了，電線走火，兩三個鐘頭整棟房子就燒光了。」
我立即從台灣飛回去。見到面時，先生整個人六神無主。我不知道那一刻的力量從哪裡來，只記得自己握著他的手，平靜地說：「沒有關係，我們重新再來。」
回想那段日子，我才真正明白：做母親不只是照料家人，而是在危難中讓一個家站得住。許多事情不能再逃避，而是要面對、要承擔。
正是在一次次需要我站出來的時刻，我慢慢找回自信，理解自己有能力迎向人生的每個挑戰。
隔閡消融笑重生
1971年，我第一次前往新加坡與先生會合。辦理登機時，航空公司把我的名字寫錯，差點無法出國。我情急之下據理力爭，最後順利登機。父親當著親友說：「我的女兒很有本事。」那是他第一次公開肯定我，也是父女關係轉變的開始。
1975年移居菲律賓後，我與父親的距離也逐漸拉近。有一次他因唾液腺阻塞住院，機器抽不出濃血，看到父親因病受苦，我和護士討論抽取管線非常細，機器或許無法順利抽出膿血，或許只有用嘴才方便把膿血吸出。最終，我在口腔消毒後，用口幫他吸出了濃血。父親當場露出多年未見的微笑。那一刻，我感到我們之間的心終於靠近了。
移民美國後，父親更加信任我。家中遇到重大決定時，他常說：「問姐姐怎麼辦，我們就怎麼辦。」
從曾被忽視的小女兒，到成為家人倚重的依靠——父親後來的信任，是我心中最深的安慰。
走入慈濟後，聽到上人開示「普天三無、天下無我不愛的人」，我更明白放下成見、打開心門的重要。回望與父親的關係，我慶幸自己做到了。
自組聚會連善友
從新加坡搬到菲律賓後，人生地不熟，孩子就學、求醫與家務安排，全都需要自己摸索。我發現許多台商太太有著同樣的困境，而日本、韓國的大使館都會為太太們舉辦交流活動，我們卻沒有。於是我鼓起勇氣寫信給當時的中華民國駐菲國太平洋經濟文化中心代表劉宗翰的夫人，希望能建立聚會與資訊交流的平台。然而，大使夫人回信表示，因身體因素與外交限制，不便舉辦相關活動。那時我心裡只想著：「那我就自己來辦。」
我開始主動邀請在菲律賓的台灣太太們參加聚會，從最初的七、八個人增加到後來的六十多人，大家互相交換生活資訊、彼此陪伴，聚會持續到1988年。其中許多姊妹後來也成為我投入慈濟時最早的一批會員。
在聚會中，我認識了一位菲律賓作家。我們常討論時事，她鼓勵我把想法寫出來投稿。文章陸續被刊登。從那時起，我開始寫作，加入文藝協會並擔任秘書長，後來更把在菲律賓的文章集結出版成書。
從不安的移民生活，到成為能為婦女發聲的人，這段歷程讓我在寫作中找到自信與方向。
承擔文宣傳法語
在菲律賓的婦女團體中，我認識了慈濟菲律賓第一顆種子林小正師姊。她從台灣嫁到菲律賓，當時是菲律賓立法委員的夫人，人脈廣，也常約我到蔡氏宗親會的義診現場，協助整理藥品分裝給病人。
1992年，林小正介紹我認識從台灣前來的許金鳳師姊。金鳳師姊每隔幾個月到菲律賓，都會與大家分享慈濟精神，也帶來《渡》等錄音帶，讓我對慈濟逐漸熟悉。其實早在1989年，我回台灣探親時，弟弟就曾向我介紹證嚴法師，我也請他代捐善款。
1993年，金鳳師姊說菲律賓是很大的福田，應成立慈濟聯絡點。大家推舉林小正師姊籌備，她便邀請我承擔文宣工作。當時我身兼婦女會與文藝協會秘書長，自覺分身乏術，便婉拒。但她鍥而不捨，最後說：「你不用到前台，只要我講內容，你幫忙寫就好。」我不好意思再拒絕，於是答應了。
走入訪貧觀真苦
1994年，菲律賓聯絡點成立後，小正師姊擔任負責人，她做什麼事，我就撰稿記錄，再以傳真發給她，有些文章還刊登在報紙上。每次寫完我都深受感動，也萌生想親自參與的念頭，於是慢慢開始跟著去訪貧與義診。
1995年，我到馬尼拉的東方大道醫院（East Avenue Medical Center，簡稱：EAMC）協助施藥，那裡雖然看診免費，但許多病人買不起藥，有人甚至把藥拿去轉賣。住院區更讓人感到心酸——各種病況交織，有位太太身上一大片濃瘡，甚至還能看見螞蟻在爬。
這些景象讓參與的志工們意識到：不能只施藥，必須舉辦義診，才能真正幫助病人。我聽著大家分享義診的感動，也在心裡想：「那我也要試試看。」
義診現場愛如潮
1997年，我第一次在菲律賓北部卡加延省的圖格加勞市（ Tuguegarao, Cagayan）參加大型義診。那也是我真正走進慈濟志工行列的開始。
現場人潮湧現，排隊人群長得看不到盡頭。最讓我感動的是手術區——醫師們幾乎不眠不休，一台接一台做到深夜十一、十二點。手術後還親自把病人從手術台抱到恢復室，兩天幾乎沒有停過。三天的義診共服務 5,033 人。我一邊做文宣、一邊記錄，看著病患的需求與醫護的付出，心裡深受震撼。
當地醫師也分享，他原本因語言、文化有所顧慮，但親身參與後深受感動：「這麼有效率、這麼親切的團體在幫助我的同胞，我以後一定要再來！」
那一刻，我沒有再猶豫——做就對了，不要想太多。這句話從此深深印在我心裡。
回頭看，我這輩子最幸福的時光，就是在菲律賓參與義診與值班的那些年。
募款護持仁醫愛
義診結束後，工作人員常問我：「安瓊師姊，下次要護持幾位醫生？」意思是希望我負責醫師的旅費與住宿。
每次義診前，除了志工投入，也需要邀請當地醫護人員加入。許多醫師並非慈濟志工，為了義診必須關掉三天診所，我們怎麼好意思讓他們自己負擔旅費？因此志工們會依能力發心認領：有人護持五位，有人夫妻合力護持一位，大家一起成就義診規模。
1995年後，愈來愈多海外醫師深受慈濟感動，希望更深入瞭解證嚴法師的精神。我們便發起募款，護持醫師前往花蓮參訪精舍，向上人請益。之後，每到中秋節，都有海外醫師選擇返台，形成了「中秋之約」，也為日後成立國際慈濟人醫會埋下重要的種子。
菲律賓志工真心護持，醫護也因此受到感動而願意投入，形成一股善的循環。那是慈濟在菲律賓最動人的風景之一。
人文志業續新章
1999年，菲律賓政局動盪，治安日益不穩。家人都在美國，三個孩子也已來美求學，父母一再勸我們到美國團聚。於是，我們舉家搬到北加州。
抵美後，我十分感恩先生，他一到美國就護持慈濟；而我則把家務交給他，自己全心投入志工。會所離家不到五分鐘，我便承擔文宣組，負責活動報導。
2002年起，我很幸運地連續獲得歷任執行長的信任，也得到許多學習與承擔的機會——先後擔任第一任靜思文化組組長（2002）、第一任人文推廣組組長（2005）、第一任美工組組長（2007，現為場佈組），其後加入合心組並擔任第一任人文志業組組長。
承擔靜思文化時，就像經營一間小店，需要各項人才。我開始建團隊，不久就有十多位師兄師姊加入。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北加州靜思文化曾創下全美慈濟最高營業額。更欣慰的是，有十多位師兄師姊在我的推薦下受證。
2011年，我們創立北加慈濟《大愛之音》廣播節目，至今十四年，持續在空中傳遞美與善。能陪伴節目一路走來，是我非常珍惜的因緣。
文字留住家族情
我到美國不到兩年，母親就忽然離世。我心裡一直有個遺憾——和她相處的時間太少。母親喜歡畫畫、寫詩，我便整理她留下的作品，替她編成一本紀念冊。整理的過程，就像重新陪她走過那些曾經的日子，也讓我以另一種方式與她相伴。
之後，父親也提出希望，我便為他整理了一冊紀念，記錄他走過的人生痕跡。前兩年，我家師兄年滿一百歲，我也替他做了一本百歲紀念冊，回顧他一生的足跡與風範。
對我而言，能夠用文字替至親留下紀錄，不只是保存資料，更是在為家族留下一段愛的傳承。
做中學收穫太多
上人常說：「多做多得。」我常覺得自己在慈濟做得不算多，但「得到的」真的太多了。
剛進慈濟時，我只會中文打字，電腦也只是用來寫文章。承擔文宣後，需要做海報、活動報導，許多工具完全不會。每次回台灣參加研習課程，師兄師姊都耐心教我，我就在慈濟裡慢慢學會了各種技能。
不同的職務也打開許多新領域。例如當美工組長時，要規畫會所隔間，我其實一竅不通，只能硬著頭皮去請教師兄，一起討論、修改，最後真的完成寬敞的辦公空間與靜思小築。後來我甚至連鋪地板都學會了。
之後的新園區規畫，他們也邀我一起投入。我只出一點心力，卻在文書、設計到細工出力的過程中真正體會：在慈濟，做中學、學中覺，是最真實的成長。
我在慈濟不是付出最多的人，但我得到的鼓勵、陪伴、能力與成長，真的太多太多。
晚年生活更燦爛
直到現在，我仍持續投入慈濟。我常想：如果沒有加入慈濟，我也許只是在家煮飯的一位老太太；但因為慈濟，我還可以帶著師兄一起值班，他讀書，我服務；我也能參加樂齡學堂、上社會教育推廣課程學古箏，生活充滿歡笑與學習。
慈濟讓我的晚年多姿多彩，也讓我感覺自己仍在成長、有能力、有用處。與八十歲以前相比，我現在真的幸福許多。
如果要用一句話總結，那就是「感恩」。感恩上人創造慈濟世界，讓我找到生命的價值；感恩先生給了我信心，讓我重新找到自己；也感恩當年林小正師姊鍥而不捨，把我拉進文宣組，才有今天的我。
我也想提醒每位聽到這段故事的人：當心裡被感動觸動時，一定要立刻行動，把眼前的善因緣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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