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集
不擅言词做就对了
——汪笑芬・义诊行善圆志愿
在《美国大爱百宝箱》节目现场，慈济美国总会志工汪笑芬（左）与主持人陈瑞苓（右）对谈，分享她投入志工服务的心路转折。摄影／钱美臻
主持人：陈瑞苓（明宜）
2013年走入慈济，曾因怯场而不敢上台，如今已是美国总会大小活动中的王牌主持人。当她站在舞台上，就像与慈济家人对话般自在温暖，把紧张转化为沟通的力量。她在慈济美国Podcast节目转型为《美国大爱百宝箱》加入主持团队，将这份把人与人拉近的能量延伸至声音与影像，以真诚对话触动人心。
來賓：汪笑芬（慈佼）
1950年生于香港，十九岁结婚，养育四个孩子，少女时期她为家庭付出，无法好好求学，但她始终没有放弃，想方设法努力自学精进。跟随夫婿举家移民美国后，从快餐店打工、夜校进修，到考取美容师执照，她一步步站稳脚步。加入慈济后，她立下志愿要投入义诊助人行列，把握因缘培训成为牙科助理，投入墨西哥、厄瓜多尔、海地等国的义诊，前往没有热水、没有完善设备的贫乡中，只为减轻病人难以入眠的痛——牙痛。她常说：“有机会就要把握，只要身体健康，能做就要做。”在本集《美国大爱百宝箱》中，年近76岁的慈济美国总会志工汪笑芬与主持人陈瑞苓分享她如何在慈济中，走出不平凡的人生路。以下为访谈内容整理与节录。
编辑：黎艳娟
04.17.2026
香港长大早当家
1950年，我出生于香港，是家里的老大，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父母外出工作，我只比弟弟妹妹年纪大一点，就要照顾他们，家里的事情也自然落在我身上。那段时间，说不辛苦是假的。
不过那时候的香港，民风纯朴、生活还算简单，没有太多比较，也没有那么多不安全的感觉。年纪小小就要照顾弟妹，那种责任其实很重，也有掉眼泪的时候，但也不是一直都在苦里；我们住的地方有几个年纪差不多的小朋友，大家常常一起玩，在烈日底下跑来跑去，也玩得很开心。
我爸爸是远洋船员，长年不在家，后来又因脚伤影响生计。那段时间，家里很多事情都要靠舅舅帮忙撑着，家庭的重担也更早落到我身上。也因为这样，我从小就习惯把事情做好，觉得这本来就是应该做的。
只是心里一直放不下的是读书。我其实很喜欢学习，但在那个年代，观念传统的父母觉得女孩子不需要读很多书，也不会刻意培养，加上需要我照顾弟弟妹妹，所以我没有机会继续升学。
青少女时期，我白天照顾家里，晚上就去读英文夜校，一点一点把以前没有学到的补回来。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也挺辛苦的，但读书是我自己想做的事，所以我乐在其中。
十九成家挑重担
我十九岁就走进婚姻，接连养育了四个孩子，同时也要帮先生打理店里的生意。因为是小生意，很多事情都要亲力亲为，生活一直很忙，也有压力与困难，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
当时妈妈帮我照顾最大的孩子，我自己带三个孩子，同时还要忙家里的生意。那段时间，生活的重心已完全改变，家庭与生意同时压在身上。
现在回想，其实已经记不太清楚当时是怎么过来的，只记得很辛苦，但也就这样一步步走过来了。那时并不觉得这样的生活有什么特别，为家庭付出，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
十年等待赴美路
在香港的生活原本也算平顺，但后来人生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那时孩子还小，为了孩子的教育和未来，我们决定申请移民美国。
我的小姑先嫁到美国，之后她为我们申请依亲移民，从申请到真正成行，大约等了十年。1983年时，我们家先来美国短暂住了一个月，看看是否适应。我一来就很喜欢这里相对舒适的生活，美国与香港完全不一样，居住空间都很宽敞；孩子们也很开心，尤其满十八岁就能考驾照、自己开车，生活方式完全不同。全家人都觉得这里更适合生活，于是下定决心要移民美国。
一直到1988年，我们才正式取得绿卡移民来美国。那一年，最大的孩子已经十八岁了。
刚来的几年，我们仍需要经常往返于美国与香港之间，因为香港还有生意需要打理。这样来回跑了几年，才慢慢把香港的生意结束，把生活重心移到美国，逐渐安定下来。
快餐转行学美容
定居美国后，一切都要重新开始。我也开始找工作，因为没有特别的技能，就跟着读高中的孩子一起到快餐店做兼职，和孩子一起上下班，也觉得蛮开心的。因为是兼职，我有时间去学电脑课程，也到“帕萨迪纳市立学院”（Pasadena City College，简称：PCC）上课，但因为内容听不太懂，就没有继续读下去。
在快餐店做了四年后，我觉得这样不是长久之计。工作节奏很快，一忙起来就很紧张，年纪渐长也也不太适合。于是我开始想，应该学一门可以长期做的技能。
因为表妹在香港做美容师，我以前常去她的店，也接触过一些美容技巧，当然在美国要从事美容业必须受训并考取执照。当我正在考虑要去学哪些技能，可在未来转换职业时，女儿提醒我可以学习美容，我便报名美容培训学院去学习，最后通过考试，拿到了美容师执照。
拿到执照后，我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去美容院找工作替人打工，由于习惯了经营生意，我选择自己租了一个小地方开始做美容生意。慢慢经营之后，再搬到亚凯迪亚市（Arcadia, CA），一做就是二十几年。
我一直坚持做这一行，因为时间较为弹性，压力也不像快餐店那么大，可以安排自己的时间。如果有活动或想去做志工，只要调整客人的预约，就能参与，我觉得当初的选择是对的。
后来因为店租上涨，我才结束营业。但这段经历让我拥有一技之长，能够照顾自己，也有时间做想做的事。
在美国如果愿意学习，其实有很多机会。只要愿意改变，就可以走出自己的路。
婚变转折做自己
在这段过程中，我的婚姻也慢慢走到另一个阶段。过去在香港，我和先生之间本来就沟通不多，来到美国后，生活步调不同，距离也越来越明显。他有喝酒的习惯，后来我们选择分开。
我觉得，分开也不一定是坏事。如果彼此之间没有那个心、没有感情，勉强在一起，其实也不见得好。
其实在分开之前，我已经接触慈济，只是当时受家庭与生活限制，能投入的不多。他的想法比较传统，希望我留在家里，不太支持我到处走动。直到分开以后，我才真正有较多空间，也比较自由，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这段经历虽然是人生的转折，但也让我有机会重新面对自己。他对孩子仍有照顾，而我也明白，自己可以独立生活，不需要依附任何人，只是跟着自己的心走。
回头看，如果没有离婚，我未必会走上后来这条路，也不会那么深入投入慈济。
义诊因缘入慈济
说起我与慈济的因缘，是在做美容的那段时间，透过朋友介绍认识了陈恂满医师，她是现任慈济美国总会医发室主任，早在1993年慈济于南加州阿罕布拉市（Alhambra, CA）设立第一所义诊中心时，她就受邀担任牙科部门主任。我也是从那时开始与慈济结缘，很感恩她带我走进慈济。
当时阿罕布拉义诊中心每个月都有活动，现场多为讲广东话的病患，因此希望我去帮忙。1999年，在陈恂满的邀请下，我开始每个月到义诊中心服务，协助填写资料，有时也做翻译，帮助病患了解看诊流程。
在义诊中心，我看到很多人默默付出，彼此之间也很愿意相互帮忙，他们会与我分享慈济的事情，但当时我并不清楚慈济是什么团体，只是单纯来帮忙，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一直到2008年，慈济美国志工在演绎《无量义经》需要更多人参与，我被邀请参与手语演绎团队，也是从那时开始，我更多的投入了慈济，也开始想多了解慈济一点。
花莲一行启初心
真正的转捩点，是在2008年跟随美国人医会到台湾参加营队。营队期间我们住在花莲静思精舍，每天清晨四点起床做早课，第一次这么贴近一种有规律、有秩序的修行生活，也因此认识了很多人，心里很感恩。
课程中，来自不同国家的医生、护士和志工，分享他们在偏远地区长时间为病患服务的经验。我听了非常震撼，因为以前从来不知道，原来有人做事是不求回报的，甚至连机票和所有费用都是自己负担，仍愿意无私的奉献与付出。
当时慈济模拟医学中心正式揭牌，并宣导民众在生命终点时，化“无用为大用”成为“大体老师”－－即捐赠遗体，让医学生能先在大三解剖课中学习，减少临床风险。其中有一位李鹤振老师，在往生前签署捐赠成为“大体老师”，并与慈济大学医学系的学生面对面座谈中说到：“你可以在我身上划一千刀，也不要在病人身上划错一刀。”这也成为慈济解剖学的名言。
营队结束准备离开花莲时，我们刚好遇到“大体老师”的出殡。那天下着大雨，送行的人都没有撑伞，就这样淋著雨前行。那一刻，我非常感动，因为那是对生命的尊重与感恩。
那次经验，让我在心里默默许下一个愿：如果有机会，我也要投入义诊；如果做得到，我也希望能做这样的事。
回到美国之后，我开始主动参加见习、培训、深入了解慈济，一步一步学习并于2010年受证。回头看，那次花莲之行，不只是一段经历，而是我人生真正的转弯。
国际义诊入苦地
受证后，我开始有机会参与医疗培训与服务，接受牙科助理训练，也跟着团队走入各地义诊与赈灾。
之后我多次参与国际义诊，前往墨西哥（Mexico）、厄瓜多尔（Ecuador）、海地（Haiti）等地。
在海地，很多地方连平坦的路都没有，车子一路颠簸前行。沿途看到人与牲畜混居在简陋环境中，从垃圾堆中寻找食物，物资极度匮乏。当地的水是以塑料袋分装小包贩售，一小包一小包分著用，干净的水在当地十分珍贵。
发放物资时，因长期缺乏资源，有时会出现抢夺与混乱的场面；但慈济志工会引导居民排队维持秩序，他们也愿意配合，因为他们知道若不守秩序，慈济会停止发放。义诊需要稳定的水与电，尽管事前准备充分，现场条件仍受限；部分地区因管制严格，医疗物资进出不易，往往只能完成一次的服务。
海地的义诊经验，让我真正明白，世界上确实有这么困难的地方；而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他们当下最需要的。
偏乡义诊助病苦
在墨西哥的义诊经历也让我印象深刻。我们先搭飞机到首都墨西哥市，再转巴士到偏远地区，交通并不方便。当地生活条件艰困，有些偏乡的住宿处甚至没有热水，只能简单擦洗身体。当地志工会尽力安排食宿，虽不丰富，但基本可以维持，也能配合我们吃素的需求。
每天清晨四点起床就要前往义诊地点，来到义诊场所，就会看到会场外已经排满了等待看诊的人，他们很多人是彻夜在门前排队。因为当地许多居民没有医疗保险，也因为经济问题，无法负担就医的费用，牙齿问题长期累积，只能忍着。
在国际义诊中，我多半担任牙科助理。有一次出团，现场只有一位医师，加上我和另一位志工，还有一位十七岁的年轻人负责牙科治疗需要的完整电脑纪录。我也是在那时一边学拍摄X光，一边做其他的记录工作等，慢慢熟悉整个流程。
在现场，几乎什么都要自己来——架设设备、准备器材、协助医师治疗，甚至电脑输入与病例判断，都要跟着学、跟着做，我也在这样的环境中一步步学会义诊许多的工作内容。
有一位病人让我印象很深。他牙痛得非常厉害，已经影响到睡眠与进食，只能选择一次拔掉八颗牙。能帮他解除痛苦，是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事。对许多没有保险的人来说，牙痛，是日常生活里最难承受的。
我常提醒自己，有机会就要把握。只要有义诊，我都愿意挪出时间去参与，因为我知道，那些地方真的有人在等。
回头看，从2008年在花莲发愿，到真正走入国际义诊，中间经过多年累积。直到站在现场，看见人们的需要，也能付出时，才明白当初那个愿，正在一点一点实现。
入人群学会承担
其实一开始，我是不太爱讲话的人。但在见习与培训之后，有因缘被推上来承担协力组长的工作，一做就是八年，后来也承担互爱组长。
那时很多事情都要自己来做，包含联系、安排、对外沟通。刚开始并不容易，但也因为这样，一边做、一边学，慢慢累积经验。很感恩当时有人愿意把我推出来，让我有机会学习承担。
后来我也开始走入人群，每个礼拜跟着团队去服务。在这个过程中，不只是自己学习，也带着见习与培训志工一起参与，让大家都有机会真正走进人群、学习如何付出。
也是从那段时间开始，我慢慢学会和人沟通，从原本不太说话、不擅言词，到能够介绍慈济、与人分享。其实都是在做中学、在承担中成长。
付出之中见方向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慈济带给我的意义，我会说：“学会用很简单的道理面对人生，也愿意走出来付出。”
其实“身法”也很重要。刚开始时，我们每天清晨都会去参加“晨钟起．薫法香”，大概五点就要开始做早课。一开始还跟不上，但我一直坚持共修、亲近上人。
我原本没有宗教信仰，也不太会讲佛法。但进入慈济之后，才慢慢明白，上人的教法其实很生活化，是教人如何包容、如何理解他人，也让我在面对困难时，不再逃避，而是学会走过去。
一路走来，并不是没有困难，但因为明白了这些道理，反而更愿意面对，也持续学习、持续去做。我觉得人生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做中学，在付出中成长。
走到现在，我更体会到，能够长久付出，最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只有身心安稳，才有力量走得长远，也能继续陪伴更多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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