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集

原石焕发智慧光

——谢淑妙・磨难里长出的慈悲力量

在《美国大爱百宝箱》节目录制现场，慈济纽约志工谢淑妙（左）与主持人苏素香（右）对谈，分享她在人生磨难中走出低谷，转化苦难为慈悲力量的生命历程。摄影／范婷

主持人：苏素香（慈联)

自1991年加入慈济，投入志工行列三十余年。从医疗志业的身心健康讲座开始，陆续承担骨髓捐赠、义诊服务，并参与慈善、和气、社教、培育、公传及同仁教育训练等多项志业。在一次次志业承担中，她体会到实践佛法、走入静思法脉的真义，也更加敬佩证严法师以慈悲与智慧照亮众生。

此次参与影音播客《美国大爱百宝箱》制作，让她更加深刻体会到“非道弘人，而是人才能弘道”，每一位志工的人生，都是一部行走的大藏经；虽然足迹各异，却同样留下深刻印记，成为能照亮他人的光，也成为主持人学与觉的重要资粮。她相信透过慈济人的真实生命故事，能让更多人在生活中见贤思齐，走向善的方向。她珍惜这分主持因缘，得以走进慈济人的生命现场，感受不同人生的坚韧与力量，也让自己在学与觉中，满心欢喜。

来宾：谢淑妙（慈珛）

她来自台湾深坑的纯朴家庭，走过基隆海港的清苦岁月；结婚后一肩扛起照顾婆婆与三个孩子的责任，又面对先生罹患罕见疾病的生死考验。1986年，全家移民美国，生活重新起步。先生往生后，一场梦境引领她走进慈济，踏上国际赈灾之路，二十五年间走过十五个国家的灾难现场。在本集《美国大爱百宝箱》中，谢淑妙与主持人苏素香展开温暖对谈，如今76岁的她说：“我不觉得自己老了。能做的，我还要做。”她的人生，正是一颗原石，在岁月与愿行中，被磨成慈悲之光的写照。以下为访谈内容之整理与节录。

编辑：黎艳娟

01.23.2026

深坑童年的根基

我的法号是“慈珛”。“珛”，是原石、尚未雕琢的意思。刚拿到这个法号时，我其实有些不习惯，不只觉得拗口，心里也曾有过抗拒。直到真正走进慈济，在生活与人群中不断磨练，我才慢慢懂得，这个名字并不是一个称呼，而是一种提醒。

1949年，我出生在台湾深坑。那时的深坑，仍是一个农村气息浓厚的地方。爷爷在深坑经营茶园，有不少土地，家中名义上算是地主，但日子并不富裕。后来政府推动减租政策，土地逐渐分散，家里的生活，也随之起了变化。

我四岁那年，全家搬到基隆。之后，父母又陆续生了五个孩子，家里一共十一口人。父亲在海港大楼工作，负责船只进港时的检疫，薪水不高；母亲则替人缝衣、织毛线衣补贴家用。祖母在家照顾菜园，养鸡、养鸭，一家人各司其职，勉强维持生计

我们一家十一口，挤在只有两个房间的房子里。一个房间住五个人，另一个房间也是五个人，小叔则睡在半阁楼。衣服多半是母亲亲手缝制的。过年时，她会带着我们去领些礼物，那是童年里难得的欢喜时刻。

家里虽然清苦，但父母从未口出恶言，家风自然端正。童年的日子虽然简单而拮据，却从不缺乏温暖，也在我心里悄悄种下正直与安定的力量，成为日后走上慈济之路的根基。

婚后承担与迷茫

结婚之后，我的人生进入另一种磨练。我二十二岁结婚，二十三岁生下第一个孩子，之后一连生了三个。先生跑船，常年不在家，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几乎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

我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还要照顾中风、行动不便的婆婆，常常半夜起身，推著轮椅陪她上厕所。为了撑起家计，我做过会计，也接过各种零工，后来学裁缝，缝制交通指挥用的白手套，贴补家用。日子虽然辛苦，却在不知不觉中，教会我承担与忍耐，也慢慢磨出面对生活的韧性。

先生是船员，长年在外跑船，有喝酒与应酬的习惯。一次吃了泡酒的毛蟹，感染肺吸虫，病情突然恶化，在国泰医院一度被误判为肝癌，几乎宣告不治。那段时间，我一边照顾家里，一边来回奔走医院，心里充满不安与迷茫。

后来先生转到长庚医院，反复检查后才确认是肺吸虫跑到腹腔，并非肝癌。经过治疗，先生终于捡回一条命。这场病苦，让我第一次深刻感受到生命的无常，也开始思考，如果哪一天真的撑不住，这个家该怎么办。

移民抉择多波折

正是在那样的心境下，我动了离开台湾、移民美国的念头。并不是向往外国生活，而是希望先生能离开原本喝酒、应酬的环境，让生活有重新调整的机会，也为孩子找一条相对稳定的路。

只是孩子一天天长大，移民的事却一再延宕。等到真正开始办理时，小儿子已经八岁，大儿子十六岁，正面临服兵役的关卡。1986年初，我因缘际会走进佛堂，也就在那之后，先生突然愿意开始办理移民手续。

真正启程前，又出现了一段意想不到的插曲。全家准备出国时，护照竟然整本不见，我心急如焚，只能诚心祈求。隔天接到电话，才知道护照在台中被人拾获，奇迹般找了回来。因为大儿子即将届龄服兵役，我们必须在年底前离境。
1986年12月30日，全家顺利出境。我和先生带着三个孩子一起来到美国，那一年我三十八岁。大儿子读高中，老二念初中，小儿子一句英文都不会，只能从头学起。能够顺利来到美国，也要感恩先生的三姐与三姐夫，协助负担所有费用，让移民得以成行。
回头看，人生的转折，往往不是一瞬间的决定，而是在长时间的承受与等待中，慢慢走到该走的方向。

回头看，人生的转折，往往不是一瞬间的决定，而是在长时间的承受与等待中，慢慢走到该走的方向。

慈濟紐約志工　謝淑妙

纽约落脚新打拼

来到纽约后，我们又面对另一段艰辛的日子。亲戚看到我们一家五口同时抵达，忍不住说：“怎么一次就来这么多人？”其实，我们自己也清楚，这条路并不轻松。实际上，我们也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慢慢在纽约安顿下来，找到较为稳定的住处。

那段时间，先生在日本拉面店工作。我则透过介绍，进入曼哈顿一家制衣厂上班，我每天早上八点出门，晚上十点才回到家。我们租住在“法拉盛市政厅”（Town Hall）附近，日子过得紧绷而简单。

在法拉盛，有一位人们都熟悉的阿芬师姑（全名：张蕙芬），大家称她“帅妈”，人漂亮、做事俐落，她当时经营服装店，常常照顾我、买我做的衣服。后来她结束营业，转而到衣厂上班。那段日子，正是靠着彼此扶持，我们才能一步一步撑过来。

后来，新泽西（New Jersey，NJ）有一家冰淇淋店要转让，四姐表示愿意帮忙。我们对做生意并不熟悉，仍硬著头皮接下来。店名不能更改，所有流程都得从头学起，从做蛋糕、打冰淇淋，到学习挤花装饰，每一样都重新开始。撑了一年之后，我又回到法拉盛一带的衣厂工作，继续靠双手讨生活。

捐款牵起慈济缘

其实，我与慈济的因缘，早在1991年就已经开始。那时家里刚买房，我身上背着沉重的房贷，所有收入几乎都用来支应生活与还款，日子并不宽裕。

有一天，我和先生在路边看到杨素英师姊和几位慈济师姊摆摊募心，一直向来往的路人说：“做好事、做好事”。我心里觉得奇怪，便上前询问：“如何做好事？”她们告诉我，只要一点点心意，就能一起行善。当下，我捐了五十元，成为慈济会员，会员号码是60号。

之后，我开始收到慈济的文宣，也曾和先生一起去听过黄思贤师兄的演讲。活动结束后，先生对我说，那场分享“不是不错，是很好”。我们也参加过慈济举办的画画、拔河等活动，慢慢认识了一些慈济人。

只是那时候，我并没有多想，只觉得能够行善是一件好事。生活依然忙碌，慈济对我而言，是一份放在心里的善念，还没有真正走进去参与与承担。

生命关口求依靠

1996年，先生再度发病，到了1997年，病情突然恶化。先生长年喝酒，肝脏本来就不好，检查确认肝癌复发，且癌细胞已经扩散，医师坦白告知几乎没有治愈的可能。

听到结果的那一刻，我心里一片慌乱，却不知道该向谁求助。为了维持家计，我必须上班无法请假，大多时候只能由大儿子陪着爸爸看诊。

先生往生前几天，台湾的弟弟、弟妹都赶来陪伴，仿佛是在为离别做准备。我几乎撑不住，脑中反复浮现的只有一个问题：接下来的日子，我该怎么走下去？就在那样无助的时刻，我突然想起，自己是慈济会员。

我颤抖著拨了电话，电话那头的师兄只说了一句：“好，我马上过去。”不久后，志工张东训、杨燕港、王萍华来到家中。王萍华师姊一下班就立刻换衣服赶来，坐在地上陪我聊天，静静听我说话。

几天后，先生往生。慈济人为他助念，陪我度过那段最难熬的时刻。那是1997年四月。

那时，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慈济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群会在你最困难时，走到你身边的人。

慈濟紐約志工　謝淑妙

被接住的安定感

先生往生后，我的心一直无法安定，总觉得自己应该为他再做点什么。那段时间，我做了一个梦。梦里，先生对我说：“钥匙要带好，什么都不要管，去慈济就好。”醒来后，我没有再犹豫，决定顺着那个提醒走下去。

我打电话到慈济，询问能不能到会所念经。1997年六、七月，我真正走进了慈济。我开始固定到慈济拜经。那时候的心很单纯，只知道每个星期天一定要去，心才能慢慢安定下来。在那里，我感受到的不只是宗教仪式，而是一种被接住、被理解的力量。

那段时间，有人邀我参加合唱团，我就跟着一起去；要去老人院关怀，我也愿意同行。这些行动，让我暂时放下失去先生的悲痛，把心重新放回人群之中。

1997年十月，南加州慈济美国总会举办周年庆，在孩子们的支持下，我前往加州，也顺道与住在当地的姊妹相聚，得到许多安慰和鼓励。周年庆中，因缘成熟，我正式皈依。虽然当时对“皈依”的意义还没有完全明白，但心里很清楚，这条路不会错。

2000年，我授证成为慈济委员，那一年，父亲往生。在生离死别之中，我更深刻体会到，受证不只是身份的转换，而是一份对生命、对人群的承担与承诺。从那之后，我不再只是参与，而是愿意站出来，把自己交给需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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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现场真付出

我第一次参加国际赈灾，是1998年哥伦比亚（Colombia）地震，当时纽约慈济人承担国际赈灾任务，我毫不犹豫报名参加，负责团队的饮食照顾。那一次，我带着一个大电锅，可以煮二十五人份，照顾约七十个人的饮食。我们常常凌晨三点多就起来准备早餐与午餐，才真正体会到，赈灾需要的不只是爱心，还要有足够的耐力与体力。也从那时起，我提醒自己，一定要照顾好身体，才能走得更远。

之后，我前往斯里兰卡（Sri Lanka）参与义诊与关怀，与当地大学生一起整理药品，发放给受灾户。我发现，只要一有声响，许多人就会立刻惊慌逃离，以为灾难又要发生。有一次，一位民众并没有受伤，只是想来和医师说说话，因为心里充满恐惧。当时我深刻感受到，陪伴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救助。

在斯里兰卡，我们也协助建大爱屋，准备十八样生活用品，一户一户亲手送到受助户手中。深夜准备离开时，他们仍紧紧抱着我们不肯放手，学生们甚至哭着不让我们走。那是我第一次清楚地感受到，我们真正带去的，不只是物资，而是一份被理解、被记得的温暖。

走进苦境学陪伴

后来，我前往海地（Haiti ），在当地停留了二十五天。刚开始，每一场活动旁边都有维和部队持长枪戒备，静静站在一旁观察我们如何进行。到了最后一场时，他们却改为拿起摄影机，替我们拍照。那样的转变，让我很感动，也感受到，我们的行动真的让他们放心了。

我也参加了海地的个案探访。看到受助户仅用四根柱子与布搭起的住所，生活条件甚至不如我们这里的狗屋，我忍不住放声大哭。在海地，我们常唱一首旋律轻快的歌，后来才知道，歌词其实是在问上帝，为什么把他们生在这么苦难的地方。明白歌词的意义后，我再也不敢唱那首歌，也更深刻体会他们生活的艰辛，那时我才真正懂得，什么叫见苦知福。

多年来，我也陆续前往厄瓜多尔（Ecuador）、墨西哥（Mexico）、萨尔瓦多（El Salvador）、巴西（Brazil）等地参与赈灾与物资准备；其中，我前后去了六趟厄瓜多尔；墨西哥则在2017年两度前往，陪伴灾后的重建与关怀。

2001年九一一事件时，我到现场送热食、送衣物，亲眼看见人们逃难的景象，才体会到，灾难来临时，能活下来，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每一次赈灾，都在我心里留下很深的感触。哥伦比亚赈灾时，郭曼丽师姊曾说：“他们经历灾难，但他们没有很哀伤。”让我看见不同文化中坚韧而开朗的生命力，也更明白，真正的付出，是心贴着心，陪人走过最艰难的时刻。

慈濟紐約志工　謝淑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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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平等心走出去

回头看，我前前后后参与国际赈灾，差不多走了二十五年，去过许多灾难现场。最深的体会是——我们是带着佛教的精神走出去，但真正面对的，是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不同生活背景的人群。

许多国家以基督教为主，例如厄瓜多尔，2016年强震后，慈济投入灾区重建，在沿海小镇卡诺亚（Canoa）援建了一座天主教堂。佛教团体，却能在天主教教堂里一起做事情。那段时间，我前后去了厄瓜多尔六趟，其中有一趟，是因为我曾对当地承诺，要帮忙想办法准备成人尿布。后来他们问我：“你怎么又来了？”我回答：“因为我答应过你们，我会回来给你们答案。”

对我来说，那不是任务，而是朋友之间的承诺。后来教堂落成，我又特地再去一次，只是想亲眼看看，他们把事情完成得有多好。那份动力，从来不是“我去帮助你”，而是“我想去看看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