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来到美国，开始了异乡的婚姻生活。初到那段日子，我几乎天天哭，很想家，也第一次真正感受到生活的艰辛。

赴美之前，我想得很天真，觉得自己在台湾多少学过一点英文，也自认不笨，以为到了美国，入境随俗，很快就能开口说英文。真正踏上这片土地，才发现事情远没有想像中那么简单。

我们住在丈夫家族经营的家庭成衣工厂楼上，二楼空间隔成四小间房，是丈夫四兄弟与妻子睡觉的地方，我们四对夫妻共用厨房和浴室。一楼是办公室，地下室是织毛衣的工厂。白天，我就坐在那里织毛衣，晚上就回楼上自己的房间。语言不通让我无法出去，感觉自己什么都不会，在当地也没有朋友。

那时我已三十出头，在台湾生活其实已经逐渐稳定，眼前的环境却和我从影视片中看到的美国生活完全不同。师兄需要去外地餐馆工作经常不在家，白天我勉强笑着跟人一起做工，晚上吃过饭，便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个人哭。那样的日子，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后来，我开始在曼哈顿的台湾公司工作，1987、1988年间做过文书，林慧绮师姊是我的主管。之后几年，我在不同的台湾公司之间转换工作，一边学语言，一边逼自己适应环境，学着撑住往前走。

我与慈济的因缘，其实始于一个念头的转变。这一路上，我最感恩的是慧绮师姊。她是我公司的同事，我们共事十五年。她很早就走进慈济，也邀我成为会员。当时她问我要不要做志工，我很直白地回答：“做志工可以，要我捐钱不可能。”

或许因为从小家境不好，我对花钱始终格外谨慎。那时每个月只愿意捐二十元，也曾介绍妯娌碧鸿师姊一起捐款，除此之外，与慈济并没有更深的连结。

直到1999年九二一台湾大地震，我才真正看见慈济。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守在电视机前，看着灾情画面不断掉眼泪，也第一次如此清楚看见慈济人走进灾区、长时间陪伴受苦的人。那份“真的去做”、踏实而不张扬的付出，深深触动了我。于是，我主动捐出一个星期的薪水──三百元。对当时月薪一千多元的我而言，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也是我第一次如此心甘情愿地付出。

真正让我放下心中怨怼的，是在慈济里慢慢听懂了证严上人所教导的“普天三无”——天下没有我不爱的人、没有我不信任的人、没有我不原谅的人；也学会了以“无冤无仇、无是无非、无对无错”的心境来看待人生。

起初，这些话我听不懂，也做不到。直到一次次听法、唱诵、练习手语，法语才慢慢走进心里，引导我回头省视自己。

我逐渐明白，“无冤无仇”是不再把人生的不顺归咎于他人；“无是无非”是放下对错的评断，从因缘中理解事物；“无对无错”，则是不陷于对立，学习以理解代替指责，以承担取代抗拒。

说来忏愧，即使结婚多年、孩子也大了，我心中仍觉得师兄带给我许多苦；也始终无法放下对父亲的怨恨，甚至诅咒过他。直到听上人开示十二因缘与因缘果报，我第一次静下来问自己：为什么我会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这一切，究竟有着怎样的因缘？

后来我才体会，世间万事皆由因缘和合，是前因后果的累积。 当我试着理解父亲的成长背景与他的生命处境，也逐渐看见，许多事情并非单一的是非对错。既然是自己的因缘，便学着坦然承接，并从中修正自己。这些道理，不再只是听过，而是真正走进了心里。

在闻法的过程中，每当心绪翻涌，上人的开示总提醒我回到当下，使心渐渐安定。上人也以生活化的比喻提醒我们转念，如同“四神汤”——知足、感恩、善解、包容，看似平实，却能调和身心；再困难的事，也不是做不到，而是在于是否愿意一步一步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