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集
被灌溉到滋养众生
——杨雅飞・手心向下的生命回馈
在《美国大爱百宝箱》节目现场，慈济纽约志工杨雅飞（左）与主持人林怡蓉（右）分享人生旅程与志工心路。摄影／范婷
主持人：林怡蓉（明怡）
自 2001年加入志工行列，便开始承担慈济纽约分会各项活动的文宣与海报设计工作，同时也在影视团队中学习，并一路承担分会大小活动的音控至今。
2011年起，她开始在纽约人文学校协助校务；2017年至2022年，连续五年承担教务主任的志工职责；2022年六月起，更接下纽约人文学校校长的重任至今。虽然白天仍有自己的全职工作，但她总在忙碌之余抽空处理人文学校的校务，却从不以为累，反而常感法喜充满。
她感恩慈济提供了不同的平台，让自己在学习中不断成长，成为不一样的自己，也因此有因缘加入影音播客节目《美国大爱百宝箱》的主持行列。正如证严法师《静思语》所说：“不要小看自己，人有无限的可能。”这句话对她而言，不是自我肯定，而是对所有学习因缘的感恩——因为正是一步步的承担与磨练，才成就了今日的自己。
她也期待，透过《美国大爱百宝箱》节目中真诚的对话，引领听众更深入认识慈济人的生命故事，并鼓励更多人持续走在慈济的道路上。
来宾：杨雅飞（慈灌）
她来自台湾基隆，童年生活清苦却温暖。父母与干爹的身教言教，为她种下“手心向下”的善念种子。来到美国后，面对语言不通与文化陌生，她不甘只做家庭主妇，选择走出家门工作，在异乡一步步站稳自己。一次地铁上的因缘，让她走进慈济，从此一路陪伴慈济纽约人文学校，从创校走到今天。一句静思语，改变了她与家人的相处方式；一首首手语，成为她修心与传法的舞台。在本集《美国大爱百宝箱》中，纽约志工杨雅飞与主持人林怡蓉温暖对谈，细说她如何珍惜慈济给予的每一次承担，把感恩化为行动，将所受的滋养，转为灌溉他人的力量。以下为访谈内容之整理与节录。
编辑：黎艳娟
02.6.2026
基隆的童年记忆
我的法号叫“慈灌”，“灌”是灌溉、滋养，代表吸收与分享。证严法师希望我成为能滋养众生的人，这个法号也成了我走在慈济路上的责任与提醒。
我出生于1957年，童年在基隆度过。1949年，父母从浙江来到台湾 ，在基隆落脚。家里有四个孩子，我是最小的。爸爸在海关做最基层的工作，薪水很少，常常月初领，月中就见底了。妈妈是全职家庭主妇，一个人照顾四个孩子，却从不抱怨，还总是想着如何与人结善缘。
我们住在基隆港附近，许多跑远洋船的叔叔伯伯，下船后都会来我们家暂住、聊天，家里常常像个热闹的大家庭。他们带来肥皂、苹果、罐头等“好东西”，但那些东西我们不能直接吃用。妈妈会把香皂拿去委托行换钱，再买米、买菜；苹果也会拿去换香蕉、橘子，换成每个孩子都能吃到的水果。长大后我才明白，那是一种不动声色的节制，也是母亲的智慧。
夏天的傍晚，家门口总会摆上一排椅子。叔叔伯伯坐着乘凉，讲海上的故事给我们听。港口的风轻轻吹来，我们一边听，一边笑。
童年的生活，在物质上很清苦，但在精神上，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富足、很幸福。
从小种下善种子
我的父母与干爹对我影响很深，善念，其实来自童年的教养。
干爹是高级船员，家境富裕。我们家有四个孩子，生活清苦，他曾想把我过继过去，但干妈在我五岁时罹癌往生，这件事便没有办成。干爹长年出海，怕我孤单，仍让我留在兄弟姊妹多的家里，但每次下船，总会把我带在身边。
他教我吃饭要吃干净、不能浪费；走在路上遇到乞丐，会给我一毛钱，要我亲手交给对方。那些看似微小的日常，却在我心里慢慢种下了善的种子。
后来，他带我们去看新盖的社区。妈妈说买不起，他却把自己看中的九万五台币那栋房子让给我们，自己改买较贵的那一栋，亲戚们也帮忙借钱，我们东凑西拼，终于买下了那间房子，才有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家。
干爹往生后，我每年回台湾都会去扫他的墓，把他当作父亲一样记在心里。
妈妈也常说：“有一口饭，就要分给别人；少少的钱加起来，就能成为帮助人的力量。”那些年我未必全懂，但这些话，一直陪着我走到今天。
回头看，才知道自己曾被那么多人照顾。干爹与母亲用一辈子的身教，教我做“手心向下”的人。多年后听到证严法师再说这句话，我才明白——这颗善的种子，早已在童年悄悄种下。
邻居牵起跨海缘
我和先生杨华定的姻缘，真的是千里有缘一线牵。
那时表姐住在美国，与先生一家是邻居；而先生的老家在基隆，也与我家相距不远，算是另一种邻居。先生当完兵后，于1972年来到美国生活。当时我21岁，有一次他返台，妈妈想托他带些小礼物给表姐，便叫我陪她到他们家去打个招呼。其实两家住得很近，走路三、五分钟就到，只是平日联系很少。
后来先生回到美国，因为他是独子，公婆希望他早点成家，便请表姐帮忙询问我。表姐转述，他对我的印象还不错，想知道我是否愿意试着交往看看。我想也无妨，便答应了。于是我们开始以书信和电话往来，一来一往，持续了两年。
先生大我八岁，父亲觉得他忠厚老实，是个适合过日子的人，若谈得来，就早些成家。于是在双方家人的祝福下，我与先生于1981年九月结婚。
1982年，我随先生来到美国生活，才真正开始面对初来乍到的陌生与不适应，也由此走进了另一段人生的学习旅程。
五十五元找自信
刚到美国时，语言不通，我先到华埠（Chinatown）学习英文。没多久就怀孕了，害喜非常严重，几乎整天嗜睡，有时一天能睡二十个小时。走到街上，只要闻到烧鸡、烧鸭的味道，就会吐得不行。先生心疼我，劝我先在家安心养胎。那时他在餐馆打工，收入不错。
那段时间，表姐成了我的精神支柱。她每天傍晚一定来按门铃，叫我到她家吃饭，那也是我一天中最清醒的时候。我从来不敢把辛苦告诉父母，打电话回家永远报喜不报忧，只说一切都很好。
1983年生下大儿子之后，我开始想走出家门工作，找回自己的价值。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珠宝公司，主管是台湾人，愿意给我机会，从一周55美元做起，后来调到75美元。那时保母费一周就要50美元，几乎存不了钱，但那笔薪水却让我第一次确定：我不是废人，我有用。
六个月后，公司裁员，我只好回家带孩子，心里始终不甘心。于是我再回到华埠补英文。后来意外得到一份宝石公司的工作机会，明知英文不好、没有中国人可以依靠，我还是鼓起勇气去应征，结果被录取，在那里做了一年多。
之后，第一家公司的主管再次介绍我到另一家珠宝公司，我老实告诉老板，自己只会做最基本的工作，没想到他只问我一句：“什么时候来上班？”1987年，我进了这家公司，一做就是38年。
起初来到美国生活并不容易，但一路上总有人愿意拉我一把。他们都是我生命中的贵人，陪我走过那段最辛苦、也最关键的时期。
地铁遇上慈济缘
我和慈济的因缘，其实开始得很奇妙。1990年，我搬到纽约法拉盛（Flushing），每天搭地铁上班，有一次，坐在我旁边的谢淑贞师姊，手上拿着一本《慈济道侣》在看。我这个人天生好奇，就忍不住偷瞄了几行，心里想：这不是报纸，那到底是什么？
师姊可能也发现我在看，下车前比我早一站起身，把那本月刊递给我，笑着说：“你可以带回家慢慢看。”
从那天起，我们在地铁上常常遇到，她会跟我聊几句慈济的事。1991年六月，她邀请我参加纽约慈济成立的说明会，地点在台湾会馆。我答应了，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前去看看。
那天一走进会场，我看到几位从加州来的师兄师姊，梳着整齐的发型，戴着“慈济头花”，整个人看起来既庄严又温柔。看到他们演绎《慈济功德会歌》的手语时，我心里突然被触动了，只觉得“好美”，也第一次感受到，原来行善可以这么有力量、这么安静。
那一刻，我心裡生起一種嚮往，覺得這個地方，好像正是我一直在找的所在。
陪人文学校创校
慈济纽约支会最早的会所，租在法拉盛的牛头牌大厦顶楼（编注：因大厦业主来自台湾牛头牌沙茶酱创始人家族而得名）。那个不大的空间，成了慈济在纽约的第一个落脚点。后来只要会所有活动，谢淑贞师姊就会叫我来帮忙，久而久之，我也加入了会员，常常到牛头牌大楼参加活动。
1993年，师姊告诉我慈济要办中文学校，由张安老师开班，我也成了最早支持的志工之一。一开始，我只是抱着“捧场”的心情，带孩子来学中文，也顺便搭把手。那时中文学校就在牛头牌大楼十楼顶楼，空间不大，很快就不够使用，班级却从一班增加到三班。
因为只有一个佛堂，我们便分时段上课，从早上九点一路到晚上六点，几乎没有空档。我做的是最基本的工作，擦黑板、搬教材，哪里缺人就补哪里，有时还得跨区支援。
随着学生越来越多，我们先借用其他办公室，最后才搬到慈济人文学校的现址。进入慈济后，我第一个正式承担就是在人文学校，几乎从创校一路陪着走。
最让我感到踏实的是，有时在街上遇到孩子，他们会远远喊我一声“杨师姑”。那一刻，我知道，这些年来的付出，并没有白费。
生死一刻法亲伴
疫情期间，大儿子心脏突然停跳，那段日子成了我人生最艰难的考验，也是在那时，慈济法亲撑住了我。
那时儿子刚结婚不久，因疫情几乎没有社交活动，有一天，他与朋友在线上聊天时突然昏倒，媳妇紧急拨打911，救护人员到场时心脏已停止跳动，随即送医抢救。媳妇打电话告诉我时，我整个人愣住了，只能赶紧把她接回家。当时医院不开放家属探视，我们只能在家祈祷。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媳妇坐在房间地上痛哭，我心里很痛，却知道自己不能崩溃。那一刻，我想起上人的教导，努力让心定下来，对她说：“放心，会没事的，我们要放宽心。”
感恩的是，慈济的四、五十位法亲立刻在线上为儿子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把祝福与善念一同回向，祈愿他平安苏醒。
几天后，儿子醒来了。他第一句话就是道歉，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我告诉他，是师姑、师伯的祝福让他平安醒来，只要好好休养，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
这件事之后，我更深刻感受到慈济大家庭的精神支撑。正是这份陪伴，让我没有被恐惧拖垮，还能继续往前走。直到现在，我和儿子、媳妇仍会提起那段经历，心中充满感恩。说不害怕是骗人的，直到今天我仍然会怕，但在那最关键的时刻，我的心是定的。我知道，那份定力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多年来听闻上人法语、日复一日熏习，一点一滴累积而成的力量。
那段时间，我也在心里默默向上人发愿，要更精进茹素，也劝更多人一起茹素，把善念传出去。
一句静思语转念
在慈济的学习里，我慢慢发现，真正的改变，往往是从一句话开始的。有一句静思语对我影响很深：“脾气、嘴巴不好，心地再好也不算好人。”
嫁来美国后，我一直和公公婆婆同住，直到他们往生。两个家庭、两种生活习惯，日子里难免有磨擦。该做的本分我都会做好，但遇到不顺心的时候，还是会忍不住摆脸色。
张安老师成立亲子班时，我们还没有正式课本，老师亲手编教材，教孩子学习《静思语，教做人做事的道理。就在那段时间，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心里像被轻轻点醒。我开始反省自己：心里再善良，如果脾气不好、说话尖锐，也会让人受伤。
《静思语》不只影响我，也慢慢影响了孩子。记得老二在郭秀枝老师的中文班，老师教孩子回收就是环保，却不直接说“环保”，而是告诉他们：“把福气捡回来。”从那以后，孩子看到可回收的东西，就会主动说要把福气捡回来。那时我才发现，《静思语》已经悄悄走进了孩子的生活。
有一次我在生气，老大突然对我说：“妈妈，你怎么把别人的错误，拿来惩罚你自己？”那一刻，我愣住了，也明白《静思语》早已在孩子心里生根，反过来提醒我们大人。
慢慢地，我体会到，上人的《静思语》不是读给自己听的，而是要用在生活里的。能做到多少，就做多少，日子久了，心也跟着改变了。
《静思语》让我学会软化、包容、转念，也提醒我——原来修行不只是在做事，连脸色与语气，都是功课。
手语禅修传法路
手语，是我在慈济很重要的一段学习历程，也是一条深深改变我的路。1991年，我第一次在成立说明会上看到师兄师姊表演《慈济功德会》手语，动作与神情深深吸引了我。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肢体也可以这样传递法与情。
之后，谢淑贞师姊常带着大家到各地举办茶会，为了助兴，也会教我们手语歌。我记得第一次学手语，是在家里的客厅，大家坐在地板上，学邓丽君的《小城故事》，只是把歌词改成《慈济故事》，那首歌至今仍留在我心里。
后来，在会所正式学到的第一首手语是《惜缘》，歌词贴近人心。每学一首新歌，我都会反复揣摩歌词的意境，思考每一个动作要表达什么。对我而言，手语不只是表演，而是一种与自己对话的过程——每一句歌词都在净化内心，手语既是禅修，也是无声的传法。
我记得有一次在法拉盛的中信大楼演绎手语《感恩的心》，演到一半，我忍不住流下眼泪。别人以为我是被音乐感动，其实那天，我是在对自己忏悔——我家师兄对我这么好，我却不懂得多一点体贴。还有一次在台湾会馆演绎《针线情》，我想起母亲，情绪涌上心头，手语的每一个动作，都变得更慢、更稳，也更有重量。
慢慢地，我明白，手语对我而言，是一个修行的舞台。每一次上台，都是一次提醒：慈济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我就要把它做好，不让这个舞台失去光泽。
手语没有什么秘诀，只有反复练习，把每一个动作做到准确，把每一份心意放进去。因为真正感动人的，从来不是技巧，而是心。
半生心灵所依靠
算一算，我走进慈济已经三十多年，几乎大半辈子都在这个大家庭里。对我而言，生命里不能没有慈济，也不能没有这些一路陪伴我的法亲家人。
很感恩这次的访谈，让我有机会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上人常说：“走过必留下痕迹。”但我其实很少回顾，因为上人也教我们——走过，就要放下。所以很多年月日、很多片段，我早已淡忘。
直到这些故事被一一整理出来，我才发现，原来这一路走来，慈济早已成为我半辈子的精神依靠。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在这里，我学会了如何做人、如何转念、如何在困境中站稳自己。上人教我们，不要因一句话、一个念头，失去造福的机会。
这些年，我得到的灌溉太多了，也因此更清楚，这一生要做的事，就是把这份滋养继续分享出去，让爱一站一站地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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