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集
走入人群更感恩
——吴和妹・被忽略的女儿成众人依靠
在《美国大爱百宝箱》节目现场，慈济纽约志工吴和妹（左）与主持人苏素香（右）分享人生旅程与志工心路。摄影／范婷
主持人：苏素香（慈联)
自1991年加入慈济，投入志工行列三十余年。从医疗志业的身心健康讲座开始，陆续承担骨髓捐赠、义诊服务，并参与慈善、和气、社教、培育、公传及同仁教育训练等多项志业。在一次次志业承担中，她体会到实践佛法、走入静思法脉的真义，也更加敬佩证严法师以慈悲与智慧照亮众生。
此次参与影音播客《美国大爱百宝箱》 制作，让她更加深刻体会到“非道弘人，而是人才能弘道”，每一位志工的人生，都是一部行走的大藏经；虽然足迹各异，却同样留下深刻印记，成为能照亮他人的光，也成为主持人学与觉的重要资粮。她相信透过慈济人的真实生命故事，能让更多人在生活中见贤思齐，走向善的方向。她珍惜这分主持因缘，得以走进慈济人的生命现场，感受不同人生的坚韧与力量，也让自己在学与觉中，满心欢喜。
来宾：吴和妹（慈祁）
她成长于重男轻女的年代，自幼便在餐馆帮忙，没有机会继续读书；十八岁奉父母之命成婚，经历离婚后独自前往台北闯荡。1967年，她带着无畏的勇气只身赴美，凭着一本查到翻烂的字典学英文，从成衣厂到川菜馆，在异乡土地上一步一步扎根站稳。退休后，因朋友一句直白的提醒，她与慈济结缘。六十八岁更踏上国际赈灾之路，走入贫瘠之地体悟“见苦知福”；即便如今已年届八十五岁，她依然守在慈济会所，用服务传递温暖。在本集《美国大爱百宝箱》中，纽约志工吴和妹与主持人苏素香温暖对谈，她回首在困苦岁月中如何以韧性支撑人生，并感性说道：“我没读过什么书，但人生教会我的，比课本还多。”以下为访谈内容之整理与节录。
编辑：黎艳娟
01.30.2026
宠儿沦为边缘人
1940年，我出生于台湾新竹竹东。六岁以前，父母因经营餐馆忙碌，将我托付给外婆照顾。在那里，外婆和舅舅很疼我，像是在温室被宠著长大的。然而，六岁那年外婆过世，我被接回原生家庭开始读书，生活一下子变了样。从被捧在手心的掌上明珠，瞬间跌入“重男轻女”的现实，那种落差，让年幼的我仿佛被强行换了一个身份。
雖然名義上在讀書，但四年級後，爸爸便要我到餐館幫忙。我得負責接電話、收錢，還要拿著帳本一家一家催討欠款。那個年代，很多人先吃飯，改天再來付錢，賒帳是常態。我小小年紀就得在各家店鋪間穿梭，負責把錢收回來交給爸爸記帳。
两支冰淇淋遗憾
印象最深的是某年夏天的午后，冰淇淋减价，两支一块钱，我鼓起勇气向爸爸开口，他只淡淡地回了一句：“三餐有得吃就好了，吃什么冰淇淋？”我没有再说话。
不久，弟弟跑来说要买冰淇淋，爸爸竟毫不犹豫地掏钱；我看着弟弟一手拿一支，边走边吃，心里像被重重压了一下。我不禁怀疑：“我是亲生的吗？还是被捡回来的？”那份委屈让我意识到，在这个家里，我从未被优先看见。
那次之后，我在心里暗暗发愿：等我有能力独立，绝对不再回来帮忙，我要靠自己生活，买自己想要的东西。后来，朋友邀我一起去台北闯荡，爸爸只给了我一趟单程车资，冷冷丢下一句：“看你怎么办。”我没有丝毫犹豫，带着从小累积的伤痕与倔强转身离去。那时的我下定决心：我要走出去，而且要活得很好，回来让你们看见。
十八岁被迫成婚
十八岁那年，父母为我做主安排了婚事，我对丈夫一无所知，更没有选择的余地。嫁过去之后才惊觉，那是一个毫无隐私的家。我们与婆婆同住，只用一块薄薄的板子隔开，生活中的一举一动，全在婆婆的视线与监控之中。
婆婆因年轻守寡、情绪压力沉重，只要夫妻俩稍有争执，隔天我便会招来一顿责骂。一年的婚姻里，我失去了的空间、朋友与自由，最终只能心碎地选择离婚。
在那个守旧的年代，提出离婚须负担赡养费，对方开口要五千块台币，我拿不出来，只好向父亲借款，并坚定地承诺：“这笔钱，我一定会还。”
只身赴美寻新生
离婚后，我没有再回头，直接到台北工作，将薪水一点一点存起来寄回家，直到还清欠父亲的债务。对我而言，唯有清偿这笔借款，心里才得踏实，也才算真正告别那段令人窒息的往日。
后来在台北，我遇到一户待我极好的家庭，这个家庭的女儿到美国留学，毕业后留在当地工作、成家。1967年，那个家庭的妈妈跟我说，她的女儿生了孩子，她希望我能过去美国，帮忙照顾她的女儿和小婴儿。虽然我的父母极力反对，我仍坚持为自己做主，独自跑完所有出国的繁琐手续，领取了护照。
二十七岁那年，我一个人拎着行李坐上飞机，没有同行的伙伴，也没有回头的退路，毅然飞向未知的美国。
翻烂辞典学英文
来到美国这个全然陌生的国度，语言不通是我人生最大的挑战。
照顾家庭三年的合约期满后，我便到华埠（Chinatown）的成衣厂上班，一做就是十多年。那段日子很辛苦，缝纫对我来说完全是外行，一切只能从最基础的踩缝纫机学起；我负责车缝口袋，每完成一个仅能赚取三分美金，生活全凭双手辛勤累积。
为了学好英文，我白天上班，晚上去ESL（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夜校上课。我还特地到华埠买了一本中英字典，遇到不懂就翻、边查边记，那本字典最后几乎被我翻到破烂。我心里明白，我不一定要学得多厉害，但至少要能开口沟通、应付日常；因为在异乡，语言就是生存的武器，不学就无法立足。
夫妻创业齐打拼
后来我重组家庭，和先生一起创业，在曼哈顿十六街合开了一间川菜馆。当时他不会英文，我会一点，我们就分工合作，他在厨房掌勺，我在前面接电话、带位、收钱。我们每天早上十点出门，晚上十二点才回到家。这样的生活，一过就是十五年。
正因长年在前线与各类客人沟通，我的英文在实战中有了显著进步。生活虽然紧绷，但我们一步一步撑了过来。那几年，我也生了儿子，他大学毕业后在IBM上班。
从台湾到美国，从到成衣厂打工到与先生共同经营餐馆，这段艰辛的岁月，将我淬炼得更加坚强自立。
退休人生突逢变
1985年，年纪渐长，因感于体力大不如前，我们决定卖掉餐馆正式退休。那是多年来，生活第一次不再被时钟追着跑，我们每天去公园散步、运动，享受难得的清闲。
然而，命运却在1997年转了弯，我跌倒脑部受伤，得了脑震荡，第二年先生也往生了，我再次回到单身一人的状态。
身边虽有人选择回台湾养老，但我决定留下。多年漂泊，我早已习惯美国的生活，与家人的联系多半透过书信与电话，且一向是报喜不报忧。当时的日子突然慢得令人无所适从，我不确定未来的方向，只能先试着安顿好自己，在原地过好每一天。
走出家门寻契机
先生往生后，我维持着原有的生活节奏，经常到附近的公园散步。那时，公园旁正好有一间“犹太老人服务中心”，这也成了我重新与社会连结的起点。我心里明白，不能只是日复一日地消磨时光，更担心若中断与美国人的互动，辛苦学来的英文会逐渐荒废。
某次运动后经过那里，看到门口贴著招募志工的公告，我便主动进去询问。对方得知我通晓中文且具备基础英文能力，便安排我每周一、三、五过来服务。那份志工工作没有压力，最重要的是让我有机会持续开口说英文，不至于生疏。
后来，我也加入台湾会馆的活动，在那里学习手语与英文，每天早出晚归，即使奔波转车，心里也觉得充实而不觉疲累。
盛情难却入慈济
我与慈济的因缘，说来挺有趣。那时我在台湾会馆结识了杜玉兰和李秀梅师姊。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不久，杜师姊打电话邀我到中华公所协助冬衣发放，问我有没有空过去帮忙。
我一开始并不想去，觉得自己在台湾会馆的生活已经很充实，便婉拒了她。没想到隔了几天，她又再打来，我仍然说不去。后来她知道我和秀梅是好朋友，便请秀梅来劝我。
秀梅心直口快地对我说：“杜妈妈每次准备餐点都会为你留一份，你吃了人家这么多东西，现在请你帮个忙却推三阻四，实在说不过去！”这句话提醒了我，基于这份情义，我点头答应。
第一次参与冬衣发放，杜妈妈叮咛只要穿白裤子、蓝色上衣和白鞋即可，我家里刚好都有，便穿上简洁的装束跟着她一起去了。那次服务后，邀约接踵而至，从岁末祝福到校园发放，我都一一答应下来。
我渐渐发现，原来出门服务可以如此简单，不必烦恼衣着穿搭，也无须与人攀比。大家穿着相同的制服、做着同样的事，那份安定感，让我真正安下了心。
决定留下深付出
后来，秀梅邀我周日前往慈济会所拜经，我抱着陪伴她的心情答应了。那是我第一次真正走入慈济，跟着大众礼拜经典、聆听分享，才逐渐了解慈济在全球付出的点滴。
当时我的时间充裕，只要有人需要帮忙，我几乎来者不拒，一周有五天都在慈济付出。无论是冬衣发放、校园活动，或是与“艾姆赫斯特医院”（Elmhurst Hospital Center）的合作服务，只要志工开口，我一定到场。
起初，我对募款感到十分抗拒，毕竟这辈子从未向人开口要过钱。但在团体互动与服务过程中，我学会了如何与人交流。有一次我鼓起勇气募款，竟然成功募到了十几位会众，这份成就感为我增添了不少信心。
2002年，我捐出了人生中第一笔荣誉董事款项。随后在参加志业巡礼时，看见慈济推动的“希望工程”，一所所为孩子重建的学校巍然屹立，内心激动不已。我忍不住抱着学校的大柱子，感叹道：“你们真棒，盖了这么漂亮的学校！”身旁的师姊笑着对我说：“师姊，这其中也有你的一份力量。”那句话深深触动了我，让我当下决定一心一意投入慈济。后来我参加培训、承担职务，并于2005年正式授证。
回首来时路，走进慈济并非起于长远的规划，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服务与陪伴中，心，自然而然地留了下来。
六八远征赴赈灾
正因为多年累积的团体活动与手语带动经验，当慈济需要投入国际赈灾时，师姊们便第一时间想到了我，认为我有能力带动人群、安定现场。起初我有些犹豫，觉得自己年纪不小了，但在大家的鼓励与陪伴下，我按部就班地办理签证、打疫苗。六十八岁那年，我终于勇敢跨出国界，踏上人生第一次国际赈灾的旅程。
我们远赴玻利维亚（Bolivia）访视贫苦个案。当时的住家仅是用铁皮简陋搭成的遮蔽物，脚下是湿滑的泥巴路，空气中弥漫着强烈的煤炭气味。屋内没有水泥地板，左边挖了几个地洞存放煤炭；中间一张寒酸的小桌椅，用来吃饭和写字；右边则是用砖块垫起来的“床”，大小仅如救护车内部，床下塞满杂物，上方就是全家人挤在一起睡觉的地方。厕所在屋外，仅用隔板草草围起，没有屋顶，下雨时还得撑伞。站在那样的环境里，我震撼得说不出话，心里满是沉重。
回到纽约那天，我疲惫得洗完澡便沉沉睡去。翌日清晨醒来，看见自家的屋顶，心头倏地浮现一个念头——原来，自己一直过得这么幸福。即使只是一房一厅的公寓，至少能遮风避雨，有干净空间能安心生活。
那一趟旅程，让我真正体悟了证严法师常说的“见苦知福”。唯有亲自走入人群，看见别人的苦，才懂得珍惜自己所拥有的每一份平凡与丰足。
法亲情谊重手足
走过二十多年，慈济对我而言，早已不只是服务的场所，而是一个真正的家。这里有法、有方向，更有一群彼此扶持、相互勉励的法亲。我常感触，在慈济结下的这份情谊，有时比亲兄弟姊妹还要深厚，因为我们日日并肩付出、共同承担，一起走过生命中的起伏。
以前遇到不顺心，总会耿耿于怀、记挂许久；是证严上人的法，教会我学会放下、包容与原谅。我也常叮咛新进志工：“我们跟随的是上人，而非某个特定的人。”只要认准方向，心守正道，自然能安住当下，不必计较，也不易迷失。
后来，我一共圆满了四个荣董。2017年回台湾检查身体时，意外发现肝脏肿瘤，上人亲自给我祝福，叮咛我安心开刀、好好休养。那份慈母般的关怀令我永生难忘。我告诉自己，只要身体还能支撑，就一定要继续慈济路。如今快八十五岁，我依然乐于承担会所值班，因为我知道，慈济的大门需要有人守护，这份善的因缘也需要有人接续。
回首这二十余载，我很感恩秀梅与杜妈妈当年的引路，更感恩慈济这个家，让我在人生的后半段活得踏实且坚定。这些年学会的感恩、惜福与包容，早已刻进我的生命，我会带着这份法喜，稳步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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