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集

放牛童落脚矽谷

——池万国・田埂走进人文科技

在《美国大爱百宝箱》节目中，慈济北加州志工池万国（左）与主持人张晓宁（右）分享他从艰辛童年到投入慈济、在服务中找到心灵归属的的心路历程。摄影／吕宛洁

主持人：张晓宁（虑傃）

自幼热爱与人交流，喜欢与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人对话，倾听他们的经历，也从中感受人生的多样与温度。这份对“人”的好奇与关怀，成为她走上主持与广播道路最自然的起点。

2012年加入慈济后，她长期担任人文真善美志工，笔耕、拍照、录影，乐于将一幕幕动人的画面化作文字与影像，传递给更多人。她常说：“能把自己的感动分享出去，是最有意义的事。”也希望这分真挚的初心，能成为她每一次主持与访谈的底色。

在广播与录影主持的世界里，她用声音传递温度，用语言牵引情感，铺陈故事的节奏，让听众与观众感受到共鸣与安定，使节目氛围在庄重与温馨之间自然流转。

她相信，主持不仅是引导节目进行，更是传递情感、连结众心的桥梁。以声音的温度、文字的厚度与行动的深度，她让“善”成为最动听的语言，使每一次主持，都成为生命交流的美好篇章。

来宾：池万国（惟竑）

来自台湾南投乡下，他是务农大家庭里长大的放牛娃。母亲从早忙到晚的身影，成为他生命里最深的牵挂。成长过程中，他靠著读书找回自信，也在新竹科学园区的职涯里磨练出稳定踏实的力量。移民美国后，他来到矽谷，因为替孩子报名慈济人文学校，而意外与慈济相遇。从陪伴孩子上课，到走入志工行列，从环保推广、社区服务到急难救助，他逐渐在慈济找到心灵的归属，也重新整合了生命的方向与意义。如今，他决定回到台湾定居，陪伴年迈的母亲。这不仅是一个人生选择，更是对亲情最深的回应与圆满。在本集《美国大爱百宝箱》中，池万国与主持人张晓宁展开一场温暖的对谈，分享他从艰辛童年、求学成长，到海外职涯发展，再到投入慈济志业的心路历程。以下为访谈内容的整理与节录。

编辑：黎艳娟

11.28.2025

放牛长大的孩子

1966年，我出生于台湾南投的一个务农大家庭。家里有七个兄弟姊妹，我排行老五；爸爸那一辈有十个兄弟姊妹。那时是三代同堂、共同经济，所有收入和收成都要上缴给祖父母统一管理，每个人都要为整个大家庭工作，没有自己的私房钱可用。

爸爸常生病，看医生还得记帐欠费；妈妈从早忙到晚，既要煮二、三十人的饭，也要下田干活。她告诉我，怀孕时肚子再大，也得上山下田做事。

我们小孩也要分担家务与农务：砍柴、拔草、搬甘蔗叶、放牛。农家需要牛，我们得照顾它、带它吃草。牛没吃草时，我们就得割草去喂。牛栏里堆满粪土，我们把堆肥一篓一篓挑到田里，再用手把它均匀撒开。

学校肯定最开心

对于城市长大的人来说，提到“放牛的小孩”，脑海里可能会浮现吹笛子、悠哉坐在草地的画面。但台湾乡下真正的放牛生活不是那样。《乡间小路》这首歌，其实就在描述那种情景。我每天放牛回家都会唱这首歌，也常常骑在牛背上。学校作业都是带著，在河边的大石头上写的。

在这么辛苦的童年环境里，我最喜欢、也最期待的，就是上学。因为那是唯一能暂时脱离农务的时间。

为什么上学对我那么重要？因为我在学校表现很好，常得到老师的鼓励。老师知道我家境不好，常把书商送他的参考书拿给我。我总是在课程教完之前，就先把参考书的题目做完。在学校被肯定，是我童年最开心的时光。

养父生气蒙阴影

我的成长并不顺利。生父在我八岁时过世，欠下许多医药费。九岁那年，妈妈经媒人介绍改嫁给一位退役军人，我的姓氏也从“王”改成了“池”。

养父来到我们村庄后，必须重新学耕田，加上他讲外省腔，和我们沟通常有误会。我们最害怕的是他的酒后情绪。吃饭喝酒时，他常突然发怒。我们想快点吃完离开，却又被叫回来“听训”。若回答不如他意，他会翻桌子，甚至拿刀子，我们吓得四散逃跑。家里让人害怕。

我在学校成绩很好，本来期待拿奖状回家会被称赞，有一次拿给养父看，他却说：“只会念书有什么用？书呆子。”我听了心里很难受。

从小我就常想：能不能自己独立，能不能离开这个家？当我情绪脆弱时，妈妈总是安慰我：“要努力读书，未来才有出头天。”这句话成了我撑下去的动力。家里兄姊都没读初中，我是唯一有机会继续念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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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家里环境辛苦，我更想靠读书改变自己。国中毕业后，我考上当时的国立台北工业专科（简称：台北工专。于1997年改制为国立台北科技大学）。我很清楚，去念高中不一定能考上国立大学，而私立大学我又负担不起。台北工专毕业后能尽早工作。

第一次到台北考试，对我这个乡下孩子来说，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什么都觉得新鲜。考试前，同学的哥哥带我们进台北熟悉考场，我再自己搭公车去天母姑姑家借住。

那时我很容易晕车，偏偏是夏天闷热的公车，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我一路硬撑著不吐，也从那次之后再也没有晕过车。隔天去考场，我们怕迟到，叫了计程车。司机说“一百七”，我们却以为是“一个人 170”，就照乡下“算人头”的方式付了五百。司机大概觉得我们非常大方。

考上台北工专后，第一次放假回家，妈妈竟然哭了。她说：“你不在家，才知道以前家里很多事是你在做，妹妹做不来。”虽然心疼我，她还是叮嘱：“车费很贵，没事不要回来。”

用心工作得信任

台北工专毕业后，我去金门当兵。退伍后进入职场，我一步一步走出自己的路。

那时我到新竹科学园区工作，这15年的职场生涯，对我后来的人生态度影响很大。也许因为从小缺乏自信、心里自卑，所以我在工作上特别用心，也因此得到老板的信任与赏识。

第一份工作是去一家日商公司，面试后立刻被录取。公司的设备操作手册全是日文，我只凭大学修过一年初级日语，把那本日文手册硬生生地K下来。看不懂就反复读，直到最后真的看懂了。

之后我跟著老板到另一家公司，再调到工厂，成了设备经理。因缘际会，老板把更多责任交到我身上，我三十出头就管理一间五六百人的工厂。老板常和我一起讨论高阶主管的人事配置，甚至希望我接任副总经历。但我觉得自己太年轻、资历不够，也担不起那份责任，所以婉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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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逃过大劫

之后老板又给我提供出国深造的机会。我把这件事告诉养父时，感觉他有些担心，怕我变成“别人的孩子”。也正因为这件事，我开始感受到他不善言语、却真实存在的的牵挂。

从那以后，我和养父的关系慢慢缓和，不再像以前那样紧张。他不再觉得我没用；而我也渐渐明白，他的期待与严厉，其实都是另一种形式的关心。

回头看，那些严厉与要求成了我成长的养分，也塑造了我后来坚韧的性格。他对家庭的付出，我一直看在心里，也因此能接受他有限的表达方式。

我家在南投国姓乡，那里是921大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养父在地震前一年因车祸过世；当时我在新竹工作，妈妈独自住在南投，我一直很不放心。于是我们在9月18日先把她接到新竹，没想到两天后就发生了大地震。

房子虽然受损，但人都平安。否则我真的不敢想，如果那时妈妈一个人还在南投，会发生什么事。对妈妈和我们来说，那份惊吓都深刻在心里。

初到湾区生活宅

工作逐渐稳定后，人生走向新篇章。我结婚后，先后有了两个孩子，2005年，我们一家决定搬到美国。

当初公司曾希望派我到美国念书，我没有答应；没想到多年后，却因为孩子而真正踏上移民之路。主要是因为小女儿在美国出生，一直由太太林宜静娘家的父母照顾。那时我们面临两个选择：把小孩带回台湾，或是全家一起来美国。太太认为美国的教育环境更合适，最后我们选择全家移民。

2005年，刚到旧金山湾区时，我的生活几乎是封闭的：送小孩上学、送太太上班，几乎没有与外界接触。

园游会遇见慈济

在台湾时，我其实就听过慈济。偶尔有同事来募功德款，我也捐过，但对慈济真正做什么并不清楚。印象最深的是曾在街上看到慈济的“预约人间净土”活动，还买了一件有莲花图案的T恤。当时的接触就到这里，算是很表面的认识。

直到2007年，有一天我在库菩提诺（Cupertino, CA）的纪念公园（Memorial Park）闲逛时，看到一场园游会，刚好有慈济摊位。听说那里有中文学校，我便询问讯息，之后替儿子报名慈济人文学校。

孩子开始上课后，我常留在校园等他下课。那段时间认识了陈宝如师兄。他热心带我进到一间教室，里面正在讨论环保、省水、省电等主题。那些内容深深吸引我——一来我们刚到湾区时生活拮据，二来环保理念也很契合我。

就这样，我从一位家长志工开始，慢慢走进慈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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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视野被打开

我慢慢发现，慈济不只是推广环保，而是把关怀送到全世界，在各地落地生根、持续发扬。这样的团体深深吸引我，也带给我很大的感动。

2010年，我参加见习培训。2012年授证后，很快承担起社区协力队长和慈济青少年（简称：慈少）高中团的任务，一起投入社区服务。因为慈济，我认识了更多人，生活的视野也整个被打开。

很多事情一个人很难完成，但在慈济，一群人就能把事情做起来。社会上有许多我们个人无法改变的事，可是在慈济，只要彼此吆喝一声，大家就能一起行动。

亲子关系的觉醒

我把孩子送来慈济，是希望他们多学做人的道理；没想到，获益最多的竟然是我自己。

我们传统文化里的“感恩、尊重、爱”，常常只放在心里，很难说出口。尤其是“尊重”——这是华人文化最缺乏的。我们的观念里常常只有责任和义务。

而我在慈济的人文课程、高中团的互动，以及上人的教导中，才真正深刻学到“尊重”。特别是在管教孩子时，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潜意识里对孩子的期待太高，有时甚至会出现暴力情绪。

后来在带领高中团、接触其他孩子的过程中，我上了许多亲子教育课，再加上上人的法语，让我在孩子成年离家前终于明白：孩子是独立的个体，不是承担我期望的工具。

我很庆幸，在他们离家之前，我们的亲子关系得以修补。再晚一点，我可能就把“打骂教育”真的当成传家之宝了。

慈济北加州志工　池万国

一家人一起投入

从第一次接触慈济到逐渐投入，慈济慢慢成为我们全家的生活重心。儿子和小女儿都是慈济人文学校成长，后来加入慈少高中团；我太太也参加见习并授证。我们全家几乎都投入在慈济的服务。

我们常一起参加各式人文与社区活动。包括经藏演绎、法船、短剧与《父母恩重难报经》等，每一次参与都让我感受深刻。

每个星期天清晨，我们会到桑尼维尔（Sunnyvale, CA）固定的慈济早餐发放点服务。发放后，大家拿出各自的点心分享，有时也会一起到山景城（Mountain View, CA）的海岸线公园（Shoreline Park ）健走。看见志工彼此合作、越来越多人加入，那种“大家庭”的温暖让我们深深投入。

我也参与了东帕洛阿图（ East Palo Alto , CA）幸福校园计画初期的一些活动，协助教育资源匮乏的学区；我们也曾送家具到旧金山猎人角（Hunters Point）幸福家园，那时我才真正看见，有些孩子从来没有睡过床。

在探访弱势家庭的过程中，我更深刻体会“见苦知福”，也因此更加珍惜一家人能平安生活在一起的幸福。

慈济北加州志工　池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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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难救助尽全力

除了日常服务和社区陪伴，我也肩负起急难救助的责任。这不像一般志工工作，更像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考验。

在急难救助中，我主要负责灾后发放的人力规划与资源部署。北加州多年来频繁发生山火，为了让十方大德的的善款真正送到受灾家庭手上，我们建立了一套资料审核流程，投入大量人力确认灾民身分。在美国没有台湾那样的户籍制度，身分核对非常不易；尤其山火常发生在偏远地区，住址与建物资料经常对不上，加上人口流动大，许多资讯都得靠耐心与技巧，一个个厘清。

2024年七月的“公园山火”（Park Fire）与2025年初的洛杉矶山火（Los Angeles Wildfire）期间，我们在发放作业中必须查证大量个案，常常没日没夜地工作。那段时间我因长时间查资料与联系而手部过劳，肩膀到现在仍在慢慢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