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集
放牛童落腳矽谷
——池萬國・田埂走進人文科技
在《美國大愛百寶箱》節目中，慈濟北加州志工池萬國（左）與主持人張曉寧（右）分享他從艱辛童年到投入慈濟、在服務中找到心靈歸屬的的心路歷程。攝影／呂宛潔
主持人：張曉寧（慮傃）
自幼熱愛與人交流，喜歡與不同年齡、不同背景的人對話，傾聽他們的經歷，也從中感受人生的多樣與溫度。這份對「人」的好奇與關懷，成為她走上主持與廣播道路最自然的起點。
2012年加入慈濟後，她長期擔任人文真善美志工，筆耕、拍照、錄影，樂於將一幕幕動人的畫面化作文字與影像，傳遞給更多人。她常說：「能把自己的感動分享出去，是最有意義的事。」也希望這分真摯的初心，能成為她每一次主持與訪談的底色。
在廣播與錄影主持的世界裡，她用聲音傳遞溫度，用語言牽引情感，鋪陳故事的節奏，讓聽眾與觀眾感受到共鳴與安定，使節目氛圍在莊重與溫馨之間自然流轉。
她相信，主持不僅是引導節目進行，更是傳遞情感、連結眾心的橋樑。以聲音的溫度、文字的厚度與行動的深度，她讓「善」成為最動聽的語言，使每一次主持，都成為生命交流的美好篇章。
來賓：池萬國（惟竑）
來自台灣南投鄉下，他是務農大家庭裡長大的放牛娃。母親從早忙到晚的身影，成為他生命裡最深的牽掛。成長過程中，他靠著讀書找回自信，也在新竹科學園區的職涯裡磨練出穩定踏實的力量。移民美國後，他來到矽谷，因為替孩子報名慈濟人文學校，而意外與慈濟相遇。從陪伴孩子上課，到走入志工行列，從環保推廣、社區服務到急難救助，他逐漸在慈濟找到心靈的歸屬，也重新整合了生命的方向與意義。如今，他決定回到台灣定居，陪伴年邁的母親。這不僅是一個人生選擇，更是對親情最深的回應與圓滿。在本集《美國大愛百寶箱》中，池萬國與主持人張曉寧展開一場溫暖的對談，分享他從艱辛童年、求學成長，到海外職涯發展，再到投入慈濟志業的心路歷程。以下為訪談內容的整理與節錄。
編輯：黎艷娟
11.28.2025
放牛長大的孩子
1966年，我出生於台灣南投的一個務農大家庭。家裡有七個兄弟姊妹，我排行老五；爸爸那一輩有十個兄弟姊妹。那時是三代同堂、共同經濟，所有收入和收成都要上繳給祖父母統一管理，每個人都要為整個大家庭工作，沒有自己的私房錢可用。
爸爸常生病，看醫生還得記帳欠費；媽媽從早忙到晚，既要煮二、三十人的飯，也要下田幹活。她告訴我，懷孕時肚子再大，也得上山下田做事。
我們小孩也要分擔家務與農務：砍柴、拔草、搬甘蔗葉、放牛。農家需要牛，我們得照顧牠、帶牠吃草。牛沒吃草時，我們就得割草去餵。牛欄裡堆滿糞土，我們把堆肥一簍一簍挑到田裡，再用手把它均勻撒開。
學校肯定最開心
對於城市長大的人來說，提到「放牛的小孩」，腦海裡可能會浮現吹笛子、悠哉坐在草地的畫面。但台灣鄉下真正的放牛生活不是那樣。《鄉間小路》這首歌，其實就在描述那種情景。我每天放牛回家都會唱這首歌，也常常騎在牛背上。學校作業都是帶著，在河邊的大石頭上寫的。
在這麼辛苦的童年環境裡，我最喜歡、也最期待的，就是上學。因為那是唯一能暫時脫離農務的時間。
為什麼上學對我那麼重要？因為我在學校表現很好，常得到老師的鼓勵。老師知道我家境不好，常把書商送他的參考書拿給我。我總是在課程教完之前，就先把參考書的題目做完。在學校被肯定，是我童年最開心的時光。
養父生氣蒙陰影
我的成長並不順利。生父在我八歲時過世，欠下許多醫藥費。九歲那年，媽媽經媒人介紹改嫁給一位退役軍人，我的姓氏也從「王」改成了「池」。
養父來到我們村莊後，必須重新學耕田，加上他講外省腔，和我們溝通常有誤會。我們最害怕的是他的酒後情緒。吃飯喝酒時，他常突然發怒。我們想快點吃完離開，卻又被叫回來「聽訓」。若回答不如他意，他會翻桌子，甚至拿刀子，我們嚇得四散逃跑。家裡讓人害怕。
我在學校成績很好，本來期待拿獎狀回家會被稱讚，有一次拿給養父看，他卻說：「只會念書有什麼用？書呆子。」我聽了心裡很難受。
從小我就常想：能不能自己獨立，能不能離開這個家？當我情緒脆弱時，媽媽總是安慰我：「要努力讀書，未來才有出頭天。」這句話成了我撐下去的動力。家裡兄姊都沒讀初中，我是唯一有機會繼續念書的人。
因為家裡環境辛苦，我更想靠讀書改變自己。國中畢業後，我考上當時的國立台北工業專科（簡稱：台北工專。於1997年改制為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我很清楚，去念高中不一定能考上國立大學，而私立大學我又負擔不起。台北工專畢業後能儘早工作。
第一次到台北考試，對我這個鄉下孩子來說，就像「劉姥姥進大觀園」，什麼都覺得新鮮。考試前，同學的哥哥帶我們進台北熟悉考場，我再自己搭公車去天母姑姑家借住。
那時我很容易暈車，偏偏是夏天悶熱的公車，一坐就是一個多小時，我一路硬撐著不吐，也從那次之後再也沒有暈過車。隔天去考場，我們怕遲到，叫了計程車。司機說「一百七」，我們卻以為是「一個人 170」，就照鄉下「算人頭」的方式付了五百。司機大概覺得我們非常大方。
考上台北工專後，第一次放假回家，媽媽竟然哭了。她說：「你不在家，才知道以前家裡很多事是你在做，妹妹做不來。」雖然心疼我，她還是叮囑：「車費很貴，沒事不要回來。」
用心工作得信任
台北工專畢業後，我去金門當兵。退伍後進入職場，我一步一步走出自己的路。
那時我到新竹科學園區工作，這15年的職場生涯，對我後來的人生態度影響很大。也許因為從小缺乏自信、心裡自卑，所以我在工作上特別用心，也因此得到老闆的信任與賞識。
第一份工作是去一家日商公司，面試後立刻被錄取。公司的設備操作手冊全是日文，我只憑大學修過一年初級日語，把那本日文手冊硬生生地K下來。看不懂就反覆讀，直到最後真的看懂了。
之後我跟著老闆到另一家公司，再調到工廠，成了設備經理。因緣際會，老闆把更多責任交到我身上，我三十出頭就管理一間五六百人的工廠。老闆常和我一起討論高階主管的人事配置，甚至希望我接任副總經歷。但我覺得自己太年輕、資歷不夠，也擔不起那份責任，所以婉拒了。
九二一逃過大劫
之後老闆又給我提供出國深造的機會。我把這件事告訴養父時，感覺他有些擔心，怕我變成「別人的孩子」。也正因為這件事，我開始感受到他不善言語、卻真實存在的的牽掛。
從那以後，我和養父的關係慢慢緩和，不再像以前那樣緊張。他不再覺得我沒用；而我也漸漸明白，他的期待與嚴厲，其實都是另一種形式的關心。
回頭看，那些嚴厲與要求成了我成長的養分，也塑造了我後來堅韌的性格。他對家庭的付出，我一直看在心裡，也因此能接受他有限的表達方式。
我家在南投國姓鄉，那裡是921大地震受災最嚴重的地方。養父在地震前一年因車禍過世；當時我在新竹工作，媽媽獨自住在南投，我一直很不放心。於是我們在9月18日先把她接到新竹，沒想到兩天後就發生了大地震。
房子雖然受損，但人都平安。否則我真的不敢想，如果那時媽媽一個人還在南投，會發生什麼事。對媽媽和我們來說，那份驚嚇都深刻在心裡。
初到灣區生活宅
工作逐漸穩定後，人生走向新篇章。我結婚後，先後有了兩個孩子，2005年，我們一家決定搬到美國。
當初公司曾希望派我到美國念書，我沒有答應；沒想到多年後，卻因為孩子而真正踏上移民之路。主要是因為小女兒在美國出生，一直由太太林宜靜娘家的父母照顧。那時我們面臨兩個選擇：把小孩帶回台灣，或是全家一起來美國。太太認為美國的教育環境更合適，最後我們選擇全家移民。
2005年，剛到舊金山灣區時，我的生活幾乎是封閉的：送小孩上學、送太太上班，幾乎沒有與外界接觸。
園遊會遇見慈濟
在台灣時，我其實就聽過慈濟。偶爾有同事來募功德款，我也捐過，但對慈濟真正做什麼並不清楚。印象最深的是曾在街上看到慈濟的「預約人間淨土」活動，還買了一件有蓮花圖案的T恤。當時的接觸就到這裡，算是很表面的認識。
直到2007年，有一天我在庫菩提諾（Cupertino, CA）的紀念公園 （Memorial Park） 閒逛時，看到一場園遊會，剛好有慈濟攤位。聽說那裡有中文學校，我便詢問訊息，之後替兒子報名慈濟人文學校。
孩子開始上課後，我常留在校園等他下課。那段時間認識了陳寶如師兄。他熱心帶我進到一間教室，裡面正在討論環保、省水、省電等主題。那些內容深深吸引我——一來我們剛到灣區時生活拮据，二來環保理念也很契合我。
就這樣，我從一位家長志工開始，慢慢走進慈濟。
生活視野被打開
我慢慢發現，慈濟不只是推廣環保，而是把關懷送到全世界，在各地落地生根、持續發揚。這樣的團體深深吸引我，也帶給我很大的感動。
2010年，我參加見習培訓。2012年授證後，很快承擔起社區協力隊長和慈濟青少年（簡稱：慈少）高中團的任務，一起投入社區服務。因為慈濟，我認識了更多人，生活的視野也整個被打開。
很多事情一個人很難完成，但在慈濟，一群人就能把事情做起來。社會上有許多我們個人無法改變的事，可是在慈濟，只要彼此吆喝一聲，大家就能一起行動。
親子關係的覺醒
我把孩子送來慈濟，是希望他們多學做人的道理；沒想到，獲益最多的竟然是我自己。
我們傳統文化裡的「感恩、尊重、愛」，常常只放在心裡，很難說出口。尤其是「尊重」——這是華人文化最缺乏的。我們的觀念裡常常只有責任和義務。
而我在慈濟的人文課程、高中團的互動，以及上人的教導中，才真正深刻學到「尊重」。特別是在管教孩子時，我突然意識到：自己在潛意識裡對孩子的期待太高，有時甚至會出現暴力情緒。
後來在帶領高中團、接觸其他孩子的過程中，我上了許多親子教育課，再加上上人的法語，讓我在孩子成年離家前終於明白：孩子是獨立的個體，不是承擔我期望的工具。
我很慶幸，在他們離家之前，我們的親子關係得以修補。再晚一點，我可能就把「打罵教育」真的當成傳家之寶了。
一家人一起投入
從第一次接觸慈濟到逐漸投入，慈濟慢慢成為我們全家的生活重心。兒子和小女兒都是慈濟人文學校成長，後來加入慈少高中團；我太太也參加見習並授證。我們全家幾乎都投入在慈濟的服務。
我們常一起參加各式人文與社區活動。包括經藏演繹、法船、短劇與《父母恩重難報經》等，每一次參與都讓我感受深刻。
每個星期天清晨，我們會到桑尼維爾（Sunnyvale, CA）固定的慈濟早餐發放點服務。發放後，大家拿出各自的點心分享，有時也會一起到山景城（Mountain View, CA）的海岸線公園（Shoreline Park ）健走。看見志工彼此合作、越來越多人加入，那種「大家庭」的溫暖讓我們深深投入。
我也參與了東帕洛阿圖（ East Palo Alto , CA）幸福校園計畫初期的一些活動，協助教育資源匱乏的學區；我們也曾送家具到舊金山獵人角（Hunters Point）幸福家園，那時我才真正看見，有些孩子從來沒有睡過床。
在探訪弱勢家庭的過程中，我更深刻體會「見苦知福」，也因此更加珍惜一家人能平安生活在一起的幸福。
急難救助盡全力
除了日常服務和社區陪伴，我也肩負起急難救助的責任。這不像一般志工工作，更像是一場與時間賽跑的考驗。
在急難救助中，我主要負責災後發放的人力規劃與資源部署。北加州多年來頻繁發生山火，為了讓十方大德的的善款真正送到受災家庭手上，我們建立了一套資料審核流程，投入大量人力確認災民身分。在美國沒有台灣那樣的戶籍制度，身分核對非常不易；尤其山火常發生在偏遠地區，住址與建物資料經常對不上，加上人口流動大，許多資訊都得靠耐心與技巧，一個個釐清。
2024年七月的「公園山火」（Park Fire）與2025年初的洛杉磯山火（Los Angeles Wildfire）期間，我們在發放作業中必須查證大量個案，常常沒日沒夜地工作。那段時間我因長時間查資料與聯繫而手部過勞，肩膀到現在仍在慢慢恢復。
雖然做不到盡善盡美，但我們始終提醒自己：要對得起捐款的大德，至少對得起自己的良心。該做的事，我們都盡力做了。
回台陪母心已定
2005年來到美國後，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媽媽。幸好妹妹願意照顧她，陪在她身邊。那幾年我回台灣時，看到媽媽在新環境與鄰居相處融洽，我常想：是不是我在美國陪伴長者、做慈濟服務所結的好緣，也回到了媽媽身上？想到這裡，我對母親的愧疚便減輕了一些。
但近年她年紀漸長、身體每況愈下，我常夢見她好像在等我回去。我不想留下遺憾，因此決定辭去工作，回台灣多陪伴她。
媽媽是我成長過程中唯一能傾訴的人。所有委屈與無奈，我只能對她說；而她夾在養父與孩子之間，常常兩面承受壓力，卻仍給我最多的鼓勵與期望。
我希望她能接觸佛法，但礙於身體與學習限制，只能鼓勵她成為慈濟會員。2021年，我也替她圓滿一個榮董，希望她與慈濟結更深的緣。
這次回台灣，我最想做的，就是陪伴她、讓她安心，也讓她有更多機會親近佛法。
感恩相伴十八載
在展開人生的另一個篇章之前，我也準備和北加州的慈濟家人暫別了。臨行前，我最想說的是：謝謝大家，陪著我們一家走過這18年。
在慈濟的大家庭裡，我們受了太多照顧。其實，我們的生活並非一路順遂。2015年，我家師姊正努力從化療中康復，而我也在同一時間遭遇裁員，那是我們生命的低谷。所幸有師兄師姊一路陪伴、鼓勵，我們反而沒有恐慌，也順利走過那段艱難的日子。
如今我要回台灣多陪伴母親，心裡也捨不得北加州的慈濟家人。這裡是我的第二個家。未來只要有機會，我會常常回來看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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