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集

醫路為人不為利

——鄧博仁・從診所到義診的慈悲心

在《美國大愛百寶箱》節目中，慈濟美國醫療基金會執行長鄧博仁（左）醫師與主持人陳瑞苓（右）對談，分享他從單純感動到勇於發願，全心投入慈濟醫療與義診服務的心路歷程。攝影／錢美臻

主持人：陳瑞苓（明宜）

2013年走入慈濟，曾因怯場而不敢上台，如今已是美國總會大小活動中的王牌主持人。當她站在舞台上，就像與慈濟家人對話般自在溫暖，把緊張轉化為溝通的力量。她在慈濟美國Podcast節目轉型為《美國大愛百寶箱》加入主持團隊，將這份把人與人拉近的能量延伸至聲音與影像，以真誠對話觸動人心。

來賓：鄧博仁（濟彧）

美國成長的移民二代，從小在家人的期待中走上醫師之路。1999年開設個人診所，卻因一次感恩茶會的觸動與台灣營隊的啟發，毅然關掉診所，全心投入慈濟醫療與義診服務。他也茹素多年，讓素食成為日常，更成為他持續付出的力量來源。在本集《美國大愛百寶箱》中，慈濟美國醫療基金會執行長鄧博仁醫師與主持人陳瑞苓深度對談，分享在慈濟的心路歷程與生命故事——從發願的勇氣，到行動的力量，再到對病人深厚的關懷，展現出慈濟醫療的精神與人文價值。以下為訪談內容整理節錄。

編輯：黎艷娟

09.26.2025

美國求學的挑戰

年幼的鄧博仁身穿小制服，在餐廳魚缸前留影。童真的神情定格成溫馨的時代記憶。圖片來源／鄧博仁

少年時期的鄧博仁與母親及弟妹們在台北總統府前合影，紅磚白石的歷史建築見證了一家人的溫馨時光。

1981年，鄧博仁全家出國前於台北中正紀念堂合影。後排左側為鄧博仁父親的義母，同時也是姑姑王慈倫的養母。圖片來源／鄧博仁

我是在台灣高雄出生的。1970年代，父親經營生意，當時投資移民相對容易。父母親為了我們的教育，早早開始規劃。1981年，我十三歲時，全家一起移民到美國，並在1984年取得綠卡。

來美之前，我在台灣就讀國中二年級，到美國後，銜接進入當地的初中。剛開始語言是一大挑戰，我的英文並不好，要花上好幾年才能逐漸適應。真正能自在地和美國人交談，已經是幾年以後的事了。因為語言的關係，初中學科成績並不理想，只有數學比較突出，畢竟數字是共通的語言。體育、美術課也還算過得去，但凡是和語言相關的課程就很困難。

播客總覽

我的適應期算是蠻長的。一直到高中以後，我才真正能順暢地跟同學交流。因為我們居住的地方華人不多，我和弟弟在學校幾乎成了「特例」。學校安排了第二代的華裔學生幫助我們，但他們的中文也不太好，所以我們花了不少時間，才慢慢適應新的生活環境。

爺爺一語轉人生

起初，我並沒有打算成為醫生。父親希望我讀工程，因為他從事建築行業，希望我將來能協助他的事業。然而，爺爺的一句話改變了我的人生。他告訴我：「你是我們家第一個上大學的人，我們家還沒有人當過醫生，你要不要去試試看？」就是這麼一句話，讓我下定決心轉換跑道。

1991年，我從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CLA）化學工程系畢業，並加修生物工程。隨後，我申請進入醫學院，展開為期四年的專業學習。醫學院的課程相當艱辛。特別是需要背誦大量專業詞彙與知識，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不過，憑藉理科基礎，我在理解醫學原理上比較有信心，逐步克服了學習上的困難。

診所初創挑戰多

爺爺的一句話，讓我把人生羅盤轉向行醫路。雖然他在我取得醫學學位的前一年往生，未能親口向他報喜，卻成了我行醫至今的長久動力。

1999年，我完成醫學院與住院醫師訓練，正式取得執照後，在洛杉磯北嶺醫院（Northridge Hospital）對面買下診所，開始行醫。創業之初既要扛貸款、又要從零累積病人，每一步都不輕鬆；也正因為這些磨練，我學會在理想與責任之間穩住步伐，更加珍惜白袍下的這分職志。

少年結緣慈濟名

學佛講「因緣」，我跟慈濟的緣分也是如此，一點一滴累積而成。早在台灣時，姑姑是慈濟人，常到家裡跟父母談起慈濟，臨走會留下文宣。我偶爾翻看，心裡種下好奇的種子。十三歲移民美國後，這分印象沒有消失，只是安靜地擱著，偶爾被刊物喚起。

多年以後我成為醫生，有了自己的診所。那時還不算太忙，姑姑知道我已執業，便不時邀我參加義診。就這樣，最初的因緣慢慢發芽，也讓我與慈濟的連結在一次次服務中日益緊密。

義診服務初體驗

開業後平日忙看診、週末也常排滿。起初我參與慈濟義診並非主動，而是被連續邀請數次才答應，先到慈濟阿罕布拉（Alhambra, CA）醫療中心報到。義診多在週日、約每三個月一場，於洛杉磯周邊據點輪替；北嶺附近也有一處，之後我長期在洛杉磯的范奈斯（Van Nuys）服務，主要心力都投在那裡。

慢慢地，我的心態轉了彎。義診現場能清楚地看見病人的迫切：許多就診者是農工，沒有身分，也無醫療保險，求醫困難。我們不只看診，還提供用藥指導與免費藥物，能立刻紓困。親眼看見改變發生，我從「不好意思才來」變成「主動想來」，並開始調整排班，固定投入慈濟義診。

感恩茶會淚潸然

1999年起，我參與義診已十多年，心態一直單純，只覺得做義診快樂而踏實，卻未曾想過要成為真正的慈濟人。直到2010年，在慈濟美國總會北嶺聯絡處會所的一場感恩茶會，我因醫師身分被邀請上台分享。當我望向台下時，目光落在一位默默付出的志工身上，心中震動不已——我能拿著麥克風，是因為專業；而背後更多努力的人卻未被看見。那一刻，我淚流不止，什麼也說不出口，卻在心裡暗自決定：一定要更深入了解慈濟。

很快我體會到，一場義診的完成靠的是所有志工和醫護的分工合作，每一個角色都不可或缺。曾有一位志工是我的病人，身體並不好，卻總是提前一天準備，隔天一早又忙著張羅大家的餐食。相比之下，我只是坐下來看診或講幾句話就結束了任務。為什麼這樣的人不被看見？他的付出明明更多。這讓我深思：到底是什麼力量，能讓慈濟人如此無怨無悔？我漸漸發現，幾乎身邊的每一位慈濟人，都是這樣。

人醫營隊茁壯行

播客總覽

2010年，我受邀回台灣，首次參加「人醫會」營隊。幾天裡，來自不同國家、不同專科的醫師齊聚一堂，分享各自的經驗。雖然環境條件各異，義診方式不同，但共同的目標一致——為病人提供最好的醫療服務。這樣的交流不僅增長了我的醫療知識，更讓我看見全球慈濟醫師共同的願景與努力。

然而，離開花蓮時我仍覺得：光靠別人分享還不夠，自己對慈濟的了解依舊有限。於是我告訴自己：唯有親身投入，才能真正理解這個團體。

回到美國後，我決定報名見習培訓，也很感恩陳正香醫師的接引。那段時間，我開始積極參與四大志業，尤其在義診方面最為投入。同時，在醫療執行長曾慈慧師姊的安排下，我利用診所空檔協助看診。從最初每月二十小時開始，隨著參與漸深，我愈做愈投入，也更堅定了走向慈濟的心。

師父叮囑發大願

2012年我順利授證，再度回台參加營隊。期間，宸師父兩次叮囑我：「鄧醫師，你要發大願喔！」這句話深深震撼心中，卻也留下疑惑：什麼才是「大願」？

從花蓮返台北的火車上，我被點名分享心得，腦中仍惦念「大願」。我想，是不是「做不到的事情」才叫大願？既然大願還沒準備好，那就先許下幾個「小願」。

在慈濟診所看診時，我發現大部分病歷都很薄，病人往往只來過一兩次就不再回來。於是第一個願望是：希望病歷能「長胖」，病人願意一次次回來，得到連續照顧。

第二個願望是：診所能有「更多病歷」。設備與醫療人力都很齊全，卻少有人走進來，我希望更多有需要的人能善用資源，讓善款真正用在病人身上。

然而，回到美國後，我一週三天在自己診所，兩天在慈濟診所，分身乏術，兩邊都無法兼顧。思索再三，決定關閉個人診所，全心投入慈濟。2013年1月2日，我正式成為全職慈濟醫師，用專業全力服務有需要的人。

國際義診收穫滿

除了在美國診所服務，我也開始參與國際義診。第一次到宏都拉斯（Honduras）時，準備了許多藥物，卻發現呼吸道藥物不足；隔年到海地（Haiti），雖備妥呼吸藥，卻派不上用場，反而是維他命最受歡迎。藥物需求差異，讓我深刻體會到「因地制宜」的重要。

之後我們調整做法：藥物在美國先由志工分裝好，再帶到當地。特別是慢性病患者，一次能領三個月的份量，確保撐到下次回診。這不僅省力，也讓病人持續用藥不中斷。

義診讓我明白，慈濟不只是一次性服務，而是著眼於長期陪伴；因此更重要的是吸引當地醫師加入，成立「人醫會」，才能形成穩定而持續的力量。

慈濟美國醫療基金會執行長　鄧博仁

聯邦標準盼永續

我印象深刻的一次人醫會營隊主題是「變與不變」。慈濟醫療的使命始終如一——服務弱勢、缺乏資源的人。但隨著社會與制度的演變，「只做義診」的方法必須調整。

最初，我們的診所專門服務沒有保險的病人。後來，一些雖有保險卻找不到家庭醫師的人也前來求助。我們先收取象徵性的20美元手續費；隨著歐巴馬健保（ObamaCare）推行，我們發現真正能幫助病人的，是協助他們進入主流醫療體系。於是我們組隊協助病人申請健保，但許多人依舊看不到醫師。最後，我們再次轉型——接受保險，成為病人的家庭醫生，才能長期陪伴與照顧。

為了讓診所能永續經營，我們向政府申請成為「聯邦認證醫療中心」（Federally Qualified Health Center，簡稱FQHC），雖尚未完全核准，但已晉升為「聯邦標準的醫療中心」（Federally Qualified Health Centers Look-Alike，簡稱FQHC Look-Alike），具有聯邦資格的醫療保健機構，可為居民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務，也能依實際看診人數獲得部分補助。這樣的制度設計，讓我們既能維持慈善初衷，也能確保醫療服務走得長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