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集
被灌溉到滋養眾生
——楊雅飛・手心向下的生命回饋
在《美國大愛百寶箱》節目現場，慈濟紐約志工楊雅飛（左）與主持人林怡蓉（右）分享人生旅程與志工心路。攝影／范婷
主持人：林怡蓉（明怡）
自 2001年加入志工行列，便開始承擔慈濟紐約分會各項活動的文宣與海報設計工作，同時也在影視團隊中學習，並一路承擔分會大小活動的音控至今。
2011年起，她開始在紐約人文學校協助校務；2017年至2022年，連續五年承擔教務主任的志工職責；2022年六月起，更接下紐約人文學校校長的重任至今。雖然白天仍有自己的全職工作，但她總在忙碌之餘抽空處理人文學校的校務，卻從不以為累，反而常感法喜充滿。
她感恩慈濟提供了不同的平台，讓自己在學習中不斷成長，成為不一樣的自己，也因此有因緣加入影音播客節目《美國大愛百寶箱》的主持行列。正如證嚴法師《靜思語》所說：「不要小看自己，人有無限的可能。」這句話對她而言，不是自我肯定，而是對所有學習因緣的感恩——因為正是一步步的承擔與磨練，才成就了今日的自己。
她也期待，透過《美國大愛百寶箱》節目中真誠的對話，引領聽眾更深入認識慈濟人的生命故事，並鼓勵更多人持續走在慈濟的道路上。
來賓：楊雅飛（慈灌）
她來自台灣基隆，童年生活清苦卻溫暖。父母與乾爹的身教言教，為她種下「手心向下」的善念種子。來到美國後，面對語言不通與文化陌生，她不甘只做家庭主婦，選擇走出家門工作，在異鄉一步步站穩自己。一次地鐵上的因緣，讓她走進慈濟，從此一路陪伴慈濟紐約人文學校，從創校走到今天。一句靜思語，改變了她與家人的相處方式；一首首手語，成為她修心與傳法的舞台。在本集《美國大愛百寶箱》中，紐約志工楊雅飛與主持人林怡蓉溫暖對談，細說她如何珍惜慈濟給予的每一次承擔，把感恩化為行動，將所受的滋養，轉為灌溉他人的力量。以下為訪談內容之整理與節錄。
編輯：黎艷娟
02.6.2026
基隆的童年記憶
我的法號叫「慈灌」，「灌」是灌溉、滋養，代表吸收與分享。證嚴法師希望我成為能滋養眾生的人，這個法號也成了我走在慈濟路上的責任與提醒。
我出生於1957年，童年在基隆度過。1949年，父母從浙江來到台灣 ，在基隆落腳。家裡有四個孩子，我是最小的。爸爸在海關做最基層的工作，薪水很少，常常月初領，月中就見底了。媽媽是全職家庭主婦，一個人照顧四個孩子，卻從不抱怨，還總是想著如何與人結善緣。
我們住在基隆港附近，許多跑遠洋船的叔叔伯伯，下船後都會來我們家暫住、聊天，家裡常常像個熱鬧的大家庭。他們帶來肥皂、蘋果、罐頭等「好東西」，但那些東西我們不能直接吃用。媽媽會把香皂拿去委託行換錢，再買米、買菜；蘋果也會拿去換香蕉、橘子，換成每個孩子都能吃到的水果。長大後我才明白，那是一種不動聲色的節制，也是母親的智慧。
夏天的傍晚，家門口總會擺上一排椅子。叔叔伯伯坐著乘涼，講海上的故事給我們聽。港口的風輕輕吹來，我們一邊聽，一邊笑。
童年的生活，在物質上很清苦，但在精神上，我一直覺得自己很富足、很幸福。
從小種下善種子
我的父母與乾爹對我影響很深，善念，其實來自童年的教養。
乾爹是高級船員，家境富裕。我們家有四個孩子，生活清苦，他曾想把我過繼過去，但乾媽在我五歲時罹癌往生，這件事便沒有辦成。乾爹長年出海，怕我孤單，仍讓我留在兄弟姊妹多的家裡，但每次下船，總會把我帶在身邊。
他教我吃飯要吃乾淨、不能浪費；走在路上遇到乞丐，會給我一毛錢，要我親手交給對方。那些看似微小的日常，卻在我心裡慢慢種下了善的種子。
後來，他帶我們去看新蓋的社區。媽媽說買不起，他卻把自己看中的九萬五台幣那棟房子讓給我們，自己改買較貴的那一棟，親戚們也幫忙借錢，我們東湊西拼，終於買下了那間房子，才有了屬於我們自己的家。
乾爹往生後，我每年回台灣都會去掃他的墓，把他當作父親一樣記在心裡。
媽媽也常說：「有一口飯，就要分給別人；少少的錢加起來，就能成為幫助人的力量。」那些年我未必全懂，但這些話，一直陪著我走到今天。
回頭看，才知道自己曾被那麼多人照顧。乾爹與母親用一輩子的身教，教我做「手心向下」的人。多年後聽到證嚴法師再說這句話，我才明白——這顆善的種子，早已在童年悄悄種下。
鄰居牽起跨海緣
我和先生楊華定的姻緣，真的是千里有緣一線牽。
那時表姐住在美國，與先生一家是鄰居；而先生的老家在基隆，也與我家相距不遠，算是另一種鄰居。先生當完兵後，於1972年來到美國生活。當時我21歲，有一次他返台，媽媽想託他帶些小禮物給表姐，便叫我陪她到他們家去打個招呼。其實兩家住得很近，走路三、五分鐘就到，只是平日聯繫很少。
後來先生回到美國，因為他是獨子，公婆希望他早點成家，便請表姐幫忙詢問我。表姐轉述，他對我的印象還不錯，想知道我是否願意試著交往看看。我想也無妨，便答應了。於是我們開始以書信和電話往來，一來一往，持續了兩年。
先生大我八歲，父親覺得他忠厚老實，是個適合過日子的人，若談得來，就早些成家。於是在雙方家人的祝福下，我與先生於1981年九月結婚。
1982年，我隨先生來到美國生活，才真正開始面對初來乍到的陌生與不適應，也由此走進了另一段人生的學習旅程。
五十五元找自信
剛到美國時，語言不通，我先到華埠（Chinatown）學習英文。沒多久就懷孕了，害喜非常嚴重，幾乎整天嗜睡，有時一天能睡二十個小時。走到街上，只要聞到燒雞、燒鴨的味道，就會吐得不行。先生心疼我，勸我先在家安心養胎。那時他在餐館打工，收入不錯。
那段時間，表姐成了我的精神支柱。她每天傍晚一定來按門鈴，叫我到她家吃飯，那也是我一天中最清醒的時候。我從來不敢把辛苦告訴父母，打電話回家永遠報喜不報憂，只說一切都很好。
1983年生下大兒子之後，我開始想走出家門工作，找回自己的價值。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珠寶公司，主管是台灣人，願意給我機會，從一週55美元做起，後來調到75美元。那時保母費一週就要50美元，幾乎存不了錢，但那筆薪水卻讓我第一次確定：我不是廢人，我有用。
六個月後，公司裁員，我只好回家帶孩子，心裡始終不甘心。於是我再回到華埠補英文。後來意外得到一份寶石公司的工作機會，明知英文不好、沒有中國人可以依靠，我還是鼓起勇氣去應徵，結果被錄取，在那裡做了一年多。
之後，第一家公司的主管再次介紹我到另一家珠寶公司，我老實告訴老闆，自己只會做最基本的工作，沒想到他只問我一句：「什麼時候來上班？」1987年，我進了這家公司，一做就是38年。
起初來到美國生活並不容易，但一路上總有人願意拉我一把。他們都是我生命中的貴人，陪我走過那段最辛苦、也最關鍵的時期。
地鐵遇上慈濟緣
我和慈濟的因緣，其實開始得很奇妙。1990年，我搬到紐約法拉盛（Flushing），每天搭地鐵上班，有一次，坐在我旁邊的謝淑貞師姊，手上拿著一本《慈濟道侶》在看。我這個人天生好奇，就忍不住偷瞄了幾行，心裡想：這不是報紙，那到底是什麼？
師姊可能也發現我在看，下車前比我早一站起身，把那本月刊遞給我，笑著說：「你可以帶回家慢慢看。」
從那天起，我們在地鐵上常常遇到，她會跟我聊幾句慈濟的事。1991年六月，她邀請我參加紐約慈濟成立的說明會，地點在台灣會館。我答應了，抱著試試看的心情前去看看。
那天一走進會場，我看到幾位從加州來的師兄師姊，梳著整齊的髮型，戴著「慈濟頭花」，整個人看起來既莊嚴又溫柔。看到他們演繹《慈濟功德會歌》的手語時，我心裡突然被觸動了，只覺得「好美」，也第一次感受到，原來行善可以這麼有力量、這麼安靜。
那一刻，我心裡生起一種嚮往，覺得這個地方，好像正是我一直在找的所在。
陪人文學校創校
慈濟紐約支會最早的會所，租在法拉盛的牛頭牌大廈頂樓（編註：因大廈業主來自台灣牛頭牌沙茶醬創始人家族而得名）。那個不大的空間，成了慈濟在紐約的第一個落腳點。後來只要會所有活動，謝淑貞師姊就會叫我來幫忙，久而久之，我也加入了會員，常常到牛頭牌大樓參加活動。
1993年，師姊告訴我慈濟要辦中文學校，由張安老師開班，我也成了最早支持的志工之一。一開始，我只是抱著「捧場」的心情，帶孩子來學中文，也順便搭把手。那時中文學校就在牛頭牌大樓十樓頂樓，空間不大，很快就不夠使用，班級卻從一班增加到三班。
因為只有一個佛堂，我們便分時段上課，從早上九點一路到晚上六點，幾乎沒有空檔。我做的是最基本的工作，擦黑板、搬教材，哪裡缺人就補哪裡，有時還得跨區支援。
隨著學生越來越多，我們先借用其他辦公室，最後才搬到慈濟人文學校的現址。進入慈濟後，我第一個正式承擔就是在人文學校，幾乎從創校一路陪著走。
最讓我感到踏實的是，有時在街上遇到孩子，他們會遠遠喊我一聲「楊師姑」。那一刻，我知道，這些年來的付出，並沒有白費。
生死一刻法親伴
疫情期間，大兒子心臟突然停跳，那段日子成了我人生最艱難的考驗，也是在那時，慈濟法親撐住了我。
那時兒子剛結婚不久，因疫情幾乎沒有社交活動，有一天，他與朋友在線上聊天時突然昏倒，媳婦緊急撥打911，救護人員到場時心臟已停止跳動，隨即送醫搶救。媳婦打電話告訴我時，我整個人愣住了，只能趕緊把她接回家。當時醫院不開放家屬探視，我們只能在家祈禱。
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幕——媳婦坐在房間地上痛哭，我心裡很痛，卻知道自己不能崩潰。那一刻，我想起上人的教導，努力讓心定下來，對她說：「放心，會沒事的，我們要放寬心。」
感恩的是，慈濟的四、五十位法親立刻在線上為兒子誦《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把祝福與善念一同回向，祈願他平安甦醒。
幾天後，兒子醒來了。他第一句話就是道歉，說自己什麼都不知道。我告訴他，是師姑、師伯的祝福讓他平安醒來，只要好好休養，一切都會慢慢好起來。
這件事之後，我更深刻感受到慈濟大家庭的精神支撐。正是這份陪伴，讓我沒有被恐懼拖垮，還能繼續往前走。直到現在，我和兒子、媳婦仍會提起那段經歷，心中充滿感恩。說不害怕是騙人的，直到今天我仍然會怕，但在那最關鍵的時刻，我的心是定的。我知道，那份定力不是突然出現的，而是多年來聽聞上人法語、日復一日薰習，一點一滴累積而成的力量。
那段時間，我也在心裡默默向上人發願，要更精進茹素，也勸更多人一起茹素，把善念傳出去。
一句靜思語轉念
在慈濟的學習裡，我慢慢發現，真正的改變，往往是從一句話開始的。有一句靜思語對我影響很深：「脾氣、嘴巴不好，心地再好也不算好人。」
嫁來美國後，我一直和公公婆婆同住，直到他們往生。兩個家庭、兩種生活習慣，日子裡難免有磨擦。該做的本分我都會做好，但遇到不順心的時候，還是會忍不住擺臉色。
張安老師成立親子班時，我們還沒有正式課本，老師親手編教材，教孩子學習《靜思語，教做人做事的道理。就在那段時間，我第一次聽到這句話，心裡像被輕輕點醒。我開始反省自己：心裡再善良，如果脾氣不好、說話尖銳，也會讓人受傷。
《靜思語》不只影響我，也慢慢影響了孩子。記得老二在郭秀枝老師的中文班，老師教孩子回收就是環保，卻不直接說「環保」，而是告訴他們：「把福氣撿回來。」從那以後，孩子看到可回收的東西，就會主動說要把福氣撿回來。那時我才發現，《靜思語》已經悄悄走進了孩子的生活。
有一次我在生氣，老大突然對我說：「媽媽，妳怎麼把別人的錯誤，拿來懲罰妳自己？」那一刻，我愣住了，也明白《靜思語》早已在孩子心裡生根，反過來提醒我們大人。
慢慢地，我體會到，上人的《靜思語》不是讀給自己聽的，而是要用在生活裡的。能做到多少，就做多少，日子久了，心也跟著改變了。
《靜思語》讓我學會軟化、包容、轉念，也提醒我——原來修行不只是在做事，連臉色與語氣，都是功課。
手語禪修傳法路
手語，是我在慈濟很重要的一段學習歷程，也是一條深深改變我的路。1991年，我第一次在成立說明會上看到師兄師姊表演《慈濟功德會》手語，動作與神情深深吸引了我。我第一次感覺到，原來肢體也可以這樣傳遞法與情。
之後，謝淑貞師姊常帶著大家到各地舉辦茶會，為了助興，也會教我們手語歌。我記得第一次學手語，是在家裡的客廳，大家坐在地板上，學鄧麗君的《小城故事》，只是把歌詞改成《慈濟故事》，那首歌至今仍留在我心裡。
後來，在會所正式學到的第一首手語是《惜緣》，歌詞貼近人心。每學一首新歌，我都會反覆揣摩歌詞的意境，思考每一個動作要表達什麼。對我而言，手語不只是表演，而是一種與自己對話的過程——每一句歌詞都在淨化內心，手語既是禪修，也是無聲的傳法。
我記得有一次在法拉盛的中信大樓演繹手語《感恩的心》，演到一半，我忍不住流下眼淚。別人以為我是被音樂感動，其實那天，我是在對自己懺悔——我家師兄對我這麼好，我卻不懂得多一點體貼。還有一次在台灣會館演繹《針線情》，我想起母親，情緒湧上心頭，手語的每一個動作，都變得更慢、更穩，也更有重量。
慢慢地，我明白，手語對我而言，是一個修行的舞台。每一次上台，都是一次提醒：慈濟給了我這樣的機會，我就要把它做好，不讓這個舞台失去光澤。
手語沒有什麼秘訣，只有反覆練習，把每一個動作做到準確，把每一份心意放進去。因為真正感動人的，從來不是技巧，而是心。
半生心靈所依靠
算一算，我走進慈濟已經三十多年，幾乎大半輩子都在這個大家庭裡。對我而言，生命裡不能沒有慈濟，也不能沒有這些一路陪伴我的法親家人。
很感恩這次的訪談，讓我有機會回頭看看自己走過的路。上人常說：「走過必留下痕跡。」但我其實很少回顧，因為上人也教我們——走過，就要放下。所以很多年月日、很多片段，我早已淡忘。
直到這些故事被一一整理出來，我才發現，原來這一路走來，慈濟早已成為我半輩子的精神依靠。不是因為我做了什麼，而是因為在這裡，我學會了如何做人、如何轉念、如何在困境中站穩自己。上人教我們，不要因一句話、一個念頭，失去造福的機會。
這些年，我得到的灌溉太多了，也因此更清楚，這一生要做的事，就是把這份滋養繼續分享出去，讓愛一站一站地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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